我的回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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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
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
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
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
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
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
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
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
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
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
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
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协，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
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
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
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
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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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
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
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
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
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
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
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
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
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
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
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
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
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
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
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
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
入组织⑤。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
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
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的大体情形。
正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来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
访，坦率地告诉他，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请教他的意
见。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
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
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
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
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
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
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一九二七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
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十八年苦力的人，
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为甚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请读者耐性地读下去，便会有一个分晓。总括的说，少数人
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
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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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
斯新革命》（见《独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伦斯基与列宁》
（见前书，卷二第三十六页）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见前书卷二第六十六页）。当年五月他所主编的《新
青年》还发刊了马克思专号（六卷五号）。
② 据郭湛波说：“陈生于一八八○年（清光绪六年），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
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中途归国，在沪与章秋桐居寿昌里，与张溥泉、谢晓石创办国民
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后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氏任安徽教育司
长。民国二年，因反袁失败，亡命日本。”见郭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页—北平人文书店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我记忆所及，他初时确是柏文费的主任秘书，后来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
育司长，则未可知。
③《共产党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导创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与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开始。可能陈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
工俭学生有所联系，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都在法国。我手边现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
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国所发给陈先生的信，以及陈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复信（见《独秀文存》卷下第
二九○页—第三○一页）。
⑤ 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
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
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多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
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
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
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
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
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
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①。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
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
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
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
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
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
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
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
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时
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
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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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
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
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