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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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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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
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
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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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
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
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
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
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
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
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
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
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
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
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
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
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
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
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
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
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
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
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
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
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
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
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
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
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
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
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
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
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
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
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
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
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
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
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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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
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
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
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
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
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
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
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
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
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
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
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
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