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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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
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
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
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
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
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
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
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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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
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
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
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
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
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
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
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
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
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
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
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
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
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
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
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
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
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
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
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
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
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
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
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
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
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
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志提高农民对于分配土地的热情，指出：平分土地与
巩固苏维埃政权是相互影响的；广大的农民群众，热烈的起来分土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稳固了，农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个苏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汇
合全国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获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我们这些努力获得相当的成效，
我们虽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扩大为到处泛滥的狂风巨浪，但却鼓舞了这个区的农民，勇敢
地平分土地，与反共势力对抗。
这次大会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来分配。分配的标
准，是以土地的收获量所值市价计算，每个穷苦农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与
地混合来算，肥瘠搭配来分）。此外，这个区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
贫农雇农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地主富农分坏田，商人手工业者分得田后必须自己耕种，
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这次大会决定将这些传统办法尽量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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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乡村中也还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园、
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设备，较大片的荒田荒地，则由各乡村苏维埃经营，名之日苏维埃公
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线时代，曾利用这些公田公地，组织所谓“集体农场”。我们不赞成这种
办法，提倡出租或组织合作社经营，由苏维埃征收租金，大体是经营者获得必要的报酬，其
余则为苏维埃所公有。
大会还决定了耕牛农具也要分配，但鉴于这类东西分配不易，又规定了一些实际处理的
办法。由于耕牛农具的缺乏，每个农户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几户
人家共分得一条耕牛，则由这几家拟定办法，规定饲养和工作的方法。以后在赤区内所通行
的换工互助办法，大致就是从共有共用的制度演变出来的。
重分土地的实行办法，是先由各村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检讨从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
由各乡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会予以评定。已经适当分配的则大体不予变动，不适当的则迳行
变更。为了防范地主富农对于土地改革的反抗，大会主张充实贫农团，用斗争方法强迫地主
富农交出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农具等，但并没有订出任何故意打击地主富农的威风等手
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乡村苏维埃造具地籍簿，颁发土地使用证。大会中许多农村代表
曾主张颁发土地所有证，以确定一般农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但大会主席团认为中共更
进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国有，如果颁发土地所有证，将强化农民的私有观念。大会终于采纳了
颁发土地使用证的办法，并规定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长期性
质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证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卖。
硬性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出卖，拟是这次大会土地决议的一个重大缺点。不待说，土地是
农民的主要财产，如果不能自由出卖或出租，这就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大打了一个折扣；而
且分得土地的农民也会觉得他虽可以耕种这块土地，但是不能自由处理它。不准出卖或出租
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让农民重行失去土地和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但这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
势，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实上，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是有些违反这种决定，私自出租或出
让这种土地使用权。
在剥夺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上，我们倒采取了有弹性的政策。一般来说，地主富农是打
击的对象，大会强调不让地主富农分子混迹于苏维埃和红军之中，但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家庭
而在红军中有战功、或系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而有工作成绩的，则视为已经革命化了，
属于例外，不受歧视。其余拥护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纵然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也可享
有普通公民的权利。
大会在缩小代耕制度的范围上也有具体的决定。一个农家的壮丁因参加红军去了，这一
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减少了，因而需要邻近的农户为之代耕。但现行代耕办法是很混乱的。
大会规定这种制度仅限于优待红军战士，而且多数是带补助性质的，换句话说，战士家属的
劳动力仍须用于耕作，代耕者仅居帮忙地位，并非全部代耕。代耕者与被代耕者之间，必须
互相商定何地何时需要补助劳力，以免浪费代耕者的劳力和适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于苏维
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即不脱离生产者），概不得援用红军条例要求代耕，但奖励他们
与各农民间的换工互助，已解决他们缺乏劳动力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统一的农业累进税，取销过去实行过的征收和借贷余量等不正规的
办法。农业累进税规定每一农户平均每人所收谷子在四担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户所收谷子
超越这个基数一担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进直到收谷子超过基数四十五担者，征百
分之四十三②（如五口之家收谷子二十担者，免征；收二十二担者，征一斗六升，约为全收
获量百分之点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担者，规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担二斗五升，合全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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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分之二十强；再如收七十担者，则须征二十一担五斗，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强）。至
于杂粮的收获则免征或减征，富农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军属烈属则减征或免征，均另有规
定。
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鄂豫皖区各领导机构都实行改组。大会选举了一个中共鄂豫皖
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余人，除原特委会委员大多联任省委员外，还提拔了约半
数的工农干部担任省委，京汉铁路工人刘琪，当地农民领袖高俊亭等就是这次被选举出来的。
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分担宣传组织两部工作。省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则由
书记及宣传组织两部部长，以及苏维埃几个主要负责人王平章郑位三周纯权等组织而成。常
委会之下，除宣传组织两部外，还设有秘书处职工妇女委员会等等。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区军分会也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