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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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
主义。
北京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
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
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
律也废弛了。“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
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
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
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间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
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
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
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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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
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
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
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
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
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
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
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
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
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
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晚才结束，到会者所提出个别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获得适当的解决，分
别离去。我和陈原道最后才离开那里。临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他要我尽早
返沪，他将根据今天的结论分别作成书面决议，呈报中央并通告各地组织。晚十时左右，我
们才握手告别。我此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时丧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几天，北方区委关于这次会议
的正式报告，也送达到了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照这次的决议行事。北方区委这样
的表示，是这一两年所没有过的事，因此，中央同志都为之欣慰；同时，这件事在其他各地
同志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影响。这样，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我在上海天津这些活动，感动了向忠发。他向我说：我从前骂过你是机会主义者，现在
才知道你对党有这么大的贡献，因而我相信你真实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这是由
衷之言，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依理说来于党固属有利，可不一定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事
实上，我的这些努力，也许对于刘少奇以后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成就，不无助力；但在我离开
中共后，经过那些留俄学生的教条主义的残害，这点助力，也就大大减色了。
①四中全会决议案全文见：南昌行营编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册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四页。
②张开运是留俄的华侨，加入俄共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为沙发诺夫所赏识，和我相识，他在北方工作了
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动分子。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该年一月间，
江西的红军在永丰龙冈一带，消灭国民党军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本人被俘，缴枪四千余
支，冲破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同时，鄂豫边的红军，也在九里关一带消灭了
岳维峻师的大部，岳本人被俘，获枪两千余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
历来是中共的支柱，已残破不堪，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军事胜利使得我们大为兴奋，认为苏维
埃的曙光已现。中共中央常委会不愿坐失时机，因而决定将中共的主力移向苏区。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相继失败后，其所剩下来的残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区，开
始游击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视这些游击队的活动，认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
是有其伟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革命应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不过这个决议案又警
告，这还只是一种展望，目前尚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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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三〇年间，散处各地的中共游击队，克服了重大的困难，继续不断的在发展。
国民党内各派军人内战不已，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线的形成也是以这同一客
观环境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夸大这些发展，特别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彭德怀部一度攻下
长沙之后，更鼓舞着他向前冒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到来了，各地革命的形势已趋
于平衡的发展，现在，不仅要攻取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且在苏俄军事支
持的条件下，要获致全国范围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削平群雄的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九月间暂告结束，国民党虽还没有完成统一，
显然代表最大军事势力的蒋介石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强了。中共的苏维埃
政策，限制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连续不已的国民党内战中捞上几把。单凭游击战争打天下，
虽然乘机获得一些零星胜利，但实力仍是渺小得很。如果冷静地估计一下这些形势，那就很
容易发觉，不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为可笑，即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又何
尝不是中共一时无力实现的任务。
我很注意考察苏维埃和红军的实况，从不完全和不甚正确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梗
概。根据李立三所颁发过的红军番号，有江西东南部朱德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军，湘鄂西洪
湖地区贺龙的第二军，赣西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鄂豫皖边区邝继勋的第四军，赣西地区黄
公略的第五军，湘鄂边萧克的第六军，广西西南部李明端的第七军，俞作柏的第八军，赣南
罗炳辉的第九军，赣东北方志敏的第十军和湘鄂赣边孔荷宠的第十六军等等。此外，还
有一些纵队司令等类的番号。在这些番号之中，只有三处值得一说，江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
等部合计约有一万五千支枪，鄂豫皖边区红四军约有一万支枪，以及湘鄂西贺龙部约七千支
枪。
也只有在上述三个有军事实力的地区，形成了一些县级的和乡镇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其
上也相应形成了江西苏区，鄂豫皖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细考其内容，无论在那一方面说，
它们都很难说是一个政权，如果名之为游击根据地，那要恰当得多。那些苏区确是由枪杆子
打出来的，也靠枪杆子支持住，在困苦条件下，挣扎着力求与土匪有别，还说不上对全国或
者对农村土地革命，有甚么号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赣粤桂闽浙豫陕川等省边远地区的游击队
和游击区域，都在为增加枪杆子而努力，东游西荡，等而下之，更说不上有甚么较稳定的游
击根据地了。
从这些游击区来的文件，都是大声疾呼要求中共中央给予各种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大
多是要求医药器材，无线电等通信器材，兵工器材等，甚至要求望远镜、指南针、手表等类
东西。所要求的人员也是以具有专门知识的为多。李立三似没有根据各地呼声要求过共产国
际接济，反将各游击队秘密运送到上海的金银，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时成为李立三的主要
财源。米夫似也没有接济过游击队，老是强调应由游击队自身设法解决。
上面所述，仅为一些大概情形，已可从中知道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是何等的不易了。换一
句话说，这要靠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如果中共有实力巩固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就不难获
致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
的根据地，并经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这是中共的主要任
务。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了解和解释，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酿成后来许多纠纷。
米夫和他的门徒似乎相信他们手中的鞭子能产生中国苏维埃政权。他们一直在制订土地
革命方针及分配土地的细则，以为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此外，还制订一些苏维埃
政策，颁发下去。他们以为只要运用他们手中的鞭子，反右倾，反左倾，驱策着整个中共队
伍往前直奔，中国苏维埃就成功了。这种狂妄想法确实与李立三的荒谬不相上下。
当时中共一般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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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须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何况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比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句口号
也较切合实际，而事实上亦非如此做不可。首先中共的本钱只剩下这些苏区和红军，如果不
为它们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致为此努力，那就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我认为一切
决议不可视作死板教条，应根据实况，具有伸缩性来予以执行。
当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指责毛泽东一
贯违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党反革命的境地。内容是陈述赣西南中共区委和少共
区委以及不少的将领，大多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