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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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
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
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
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
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
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
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
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
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
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
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
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
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
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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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
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
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
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
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
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
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
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
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
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
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
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
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
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
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
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
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
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
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
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
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
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
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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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
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