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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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宗室，却不分封功臣，而宗室弱，功臣强，谁敢保证功臣们的心里就没有一点想法？谁敢保证功臣们始终如一地忠诚自己的君主？谁敢保证功臣们在遥远的边陲不会拥兵自重割据称霸？谁敢保证封君们不会在自己的封国里成为功臣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同姓分封制始自刘邦，这一制度开始之初也是经历了一番血雨腥风的厮杀。
刘邦取天下之后，分封宗室和功臣，其中韩信、彭越和英布是三大异姓王，君臣互相猜忌，结果短短时间内刘邦就把他们全部杀了，然后斩白马以盟誓，非刘姓不得为王。
从白马盟誓可以看得出来，在经过始皇帝高度集权和霸王项羽的全面分封失败之后，刘邦和他的臣僚们为了确保王国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一条折衷的办法，那就是郡国制，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和封国并存制。这个制度也有个过渡，那就是同姓王和异姓王并存。等到刘邦把异姓王都杀了，斩白马以盟誓之后，封国才由九个同姓王相领。
刘邦为什么要斩白马以盟誓？原因很简单，九个同姓王实力弱，根本不是功臣的对手，刘邦一死，新皇帝和九个封国王未必能够保证王国的安危，所以刘邦无奈之下，斩白马以盟誓，试图把道德规范和权力法则相结合，试图以此来扼制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掠夺。
刘邦这一招纯粹就是自欺欺人。他一死，吕后掌权，大肆分封诸吕为王，屠戮刘姓王，大汉陷入空前危机。如果没有吕后这位强权人物的出现，谁敢保证大汉不会陷入混乱？吕后太利害，迫使刘姓宗室和功臣们不得不联手对抗。吕后一死，齐王刘襄举兵伐吕，灌英阵前倒戈，陈平周勃为内应，一举击杀吕氏，迎代王刘恒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这才度过了危机，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就是同姓王实力的剧烈膨胀，这是刘姓宗室和功臣们联手抗衡吕后导致的后果。
同姓王实力膨胀，中央势弱，最困难时期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达关中和中原一些郡县，于是削藩自然而然就成为中央头等大事。削藩的后果就是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结束后，咸阳才削藩成功。到了汉武帝时代，这才逐渐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从大汉初期几十年的风雨来看，不得不佩服始皇帝的“伟大”，始皇帝竟然在统一之初就以铁腕实施中央集权制，以“从今”思想为基础，把“法治”延续下来并推到极致高度。当然，其代价也非常可怕，帝国不过只有短短十五年的国运，而中土生灵更是为此付出了几千万人的代价，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全部付之一炬，最后只剩下一片废墟。
宝鼎有这些历史经验，知道此制度实施过程之初，宗室和功臣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在宗室势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功臣利令智昏举兵造反的可能，所以在此制度实施之前牢牢控制军权，实际掌控军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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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扶苏送别叔父返回行辕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他很清楚叔父的意思，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嘴，把叔父心中所想告诉咸阳的大王。兄弟之间尤其像秦王政和公子宝鼎这样政见不同的兄弟之间，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但父子之间可以说，而且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自从宝鼎在白马津教诲了扶苏之后，扶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按照宝鼎所说，事无巨细，包括心中所思所想，都一五一十地在信中告诉秦王政。秦王政对扶苏的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但在信中不厌其烦地教诲扶苏，还常常与其讨论国事，引导他站在大秦未来君王的高度去思考治国之道。
公子扶苏的这封信十万火急送到了咸阳。
秦王政看完这封信，陷入沉思。
宝鼎拿出的同姓分封制的变革策略其实就是效仿周武王的“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只不过不再分封功臣而已，但问题就偏偏出在这里。分封宗室不分封功臣，说白了就是一碗水端不平，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严重倾向于宗室，这必然会引起功臣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会导致一系列后果。
不分封呢？不分封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统一大业是功臣们流血流汗打出来的，将来还要指望他们统率军队镇戍遥远的边疆，戍卫中土的安全，拱卫大秦的国祚，假如君主把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尽数收入囊中，而不给予功臣们足够的封赏，那事实上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
历史上任嚣、赵陀手握五十万南征大军，在大秦摇摇欲坠之际，不但不予救援，反而断绝五岭要隘，割据自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要控制遥远的新近占据的疆土，就必须重兵镇戍，但为了防止镇戍疆土的功臣们拥兵自重割据自立，那就要派一个君王绝对信任的人去这些地方掌控军政大权，于是同姓分封制就应运而生。然而，这依旧不够，因为王子们太年轻，功勋不足，实力和威信也不足，他们要么被封国里的功臣们所架空，要么被他们所诱－惑违法乱纪甚至与中央对抗。这时候，中央的实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将成为王国稳定的基础。
秦王政面临两难选择，是相信武烈侯公子宝鼎的忠诚，让他乘机控制军权，还是继续让王翦、蒙武、杨端和、司马尚、羌廆这些功臣们掌控军队？在宗室和功臣之间，应该相信谁？谁对自己最忠诚？
秦王政已经打算在“分封”上妥协，因为无论是代北还是江南，距离咸阳都太遥远了，如果将来秦军抵达辽东，开辟西南，那距离就更远了，指望功臣们领郡县以治理，谁敢保证他们对中央的忠诚？公子宝鼎在这件事上的坚持是有道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但由此带来的矛盾也是深重而激烈的，所以对军队的控制是重中之重。
秦王政请来驷车庶长公子豹，征询他的意见。
公子豹笑着问道，“当年中土有齐国的孟尝君，有赵国的平原君，有魏国的信陵君，都是一代人杰，他们可曾背叛自己的国，背叛自己的君王？”
秦王政摇头。这些显赫宗室虽然与自己的君王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有冲突，但他们从不背叛自己的国，背叛自己的君王，因为那王国就是他们自己家的，那君王都是他们的亲人。
公子豹又问，“当年中土有吴起、有乐毅、有苏秦，有公孙衍，有张仪，有甘茂，有范睢，都是才智出众之辈，他们可曾背叛自己的国，背叛自己的君王？”
秦王政沉吟不语。这些中土贤才虽然声名显赫，但遵循的生存法则都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在这些“大贤”的心里，只有利益，没有忠诚。
答案已经不言自明。
秦王政再下令，免去公子宝鼎护军中尉一职，公子宝鼎以太傅领代北、河北、燕三地军政大权，三地军政官长皆受其节制，听起号令。
护军中尉是一等武官职，但职权是协调各军统率。宝鼎的实职就护军中尉，而太傅是虚职，虽然说秦王政授予他这个太傅的职责是主持国策变革，但他人不在中枢，如何主持国策变革？
现在秦王政下令免去宝鼎的护军中尉一职，让宝鼎以太傅领三地军政大权，那太傅就是实职了。太傅等同三公，其级别在上将军之上，王翦就要听他的指挥，也就是说，这一次宝鼎总算实际掌控了军权，是代北、河北和燕三地的最高军政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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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和王翦先是接到了秦王政的第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写得很清楚，上将军王翦是代北、河北两地大军的统率，拥有统兵权和战场指挥权，他全权负责攻打燕国。
宝鼎名义上负责代北、河北和燕三地的军政大权，但实际上他还是像过去一样，行使的还是护军中尉的协调之权，只不过因为他是大秦一等封君，又功勋显赫，实力大，威望高，所以他的权力才有所膨胀，有时候名义上是“协调”，实际上就是“直接指挥”。
王翦非常高兴，这道命令足以让他拿回被宝鼎夺走的权力。
然而，仅仅数日之后，秦王政的第二道命令到了。
这道命令名义上并没有剥夺王翦的权力，但宝鼎被免除护军中尉一职，以太傅领代北、河北和燕三地军政大权，成为三地最高军政官长，凌驾于上将军王翦之上，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王翦的军权。
大秦的上将军基本上成了一摆设，这让王翦非常愤怒，但他把愤怒埋在心里，一笑置之。
秦王政和宝鼎这对兄弟之间的信任非常有限，这一次是秦王政向宝鼎妥协了，再加上北方战局困难重重，秦王政授予宝鼎军权也在情理之中，但假如宝鼎迟迟扭转不了北方战场的被动局面，以致于中原大战再起，责任就是宝鼎的，宝鼎要为此付出代价。
王翦有信心拿下蓟城，但没有信心击败匈奴人，尤其他现在夹在这对兄弟之间左右不讨好，如其两边都得罪，倒不如退一步先行摆脱困境。北方战局失利，责任由宝鼎承担，战局扭转，连战连捷，功劳则有王翦一份，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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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公子宝鼎主掌北方三地的军政大权，再一次引起朝野内外的震动。
这不仅仅代表咸阳下放权力，更代表着秦王政和咸阳宫在国策变革上的态度，说明中枢已经打算接受武烈侯的变革策略。不过此事充满变数，接下来政局能否像预料的那样发展，完全取决于武烈侯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北方战局，假如武烈侯在北方战场上无所作为甚至失败了，那不要说国策变革了，就连他本人及其所属势力都将遭到重挫。
宝鼎在代北军政官长的议事上，拿出了攻燕之策。以二十万大军攻燕，以十万大军防御匈奴人，这基本上就是拿代北做豪赌。但出乎宝鼎的意外，此策在军议上竟然一致通过，没有人提出异议。
原因很简单，宝鼎现在是北方最高统率，秦王政授予他临机处置之大权。像上次攻打上谷郡那种事本来是严重违律，因为打赢了，咸阳也没有追究，但也没有封赏，算是功过相抵，如今假如发生同样的事，那就是实打实的功勋了。既然咸阳授予宝鼎这样大的权力，那事实上就是把北方战场的成败全部放在宝鼎身上，假如失败了不但宝鼎没有好结果，这些军中统率也要受到连累，大家都要倒霉。利益捆绑在一起，即便有矛盾也暂时搁置，齐心协力先把这一仗打赢了再说。这时候如果和宝鼎对着干，宝鼎就有权撤换了，你不干就撤，这就是大权在握的好处。
经过商议，羌廆领十万大军戍守要隘，阻御匈奴人的攻击。
司马尚、杨端和、王贲、蒙恬率军攻燕，宝鼎亲自指挥，公子将闾随军作战。公子将闾虽然是代北名义上的军政官长，但现在也受宝鼎节制，也要听宝鼎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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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和章邯的大军就在居庸塞下，军议结束后，两人返回战场，率先发动了攻击。
宝鼎给了他们十天时间。十天内，必须攻克居庸塞的南隘口。
与此同时，司马尚、杨端和、王贲各自率军急速赶到居庸塞下集结。
易水长城一线，李信率军攻打汾塞，以策应居庸塞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