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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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三七年底，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急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采滥竿充数一途，好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担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
作为实例，我仅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同时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奇维亚列夫，另一个人的姓名我忘了。两位代表要求院长火速派遣这两名大学生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两天之后，该院师生打开刚刚收到的报纸时，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上登着政府公告，任命奇维亚列夫为外贸人民委员！可这个奇维亚列夫，不久前还是苏联驻德国商务代办处一个很一般的小职员。另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政府成员——当上了另外某个部的人民委员。
众所周知，高加索是斯大林生长的故乡。然而，这个地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没能逃脱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他熟悉那里的全部领导人，知道他们对他特别厌恶，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必须在他们想起写回忆录之前“摆脱”他们。这个任务落到了原外高加索内务分局局长，当时的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肩上。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大林同外高加索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布都·穆迪瓦尼之间长达近二十年的“决斗”终于宣告结束。穆迪瓦尼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主席，从小就认识了斯大林。他是那些最早从斯大林的权术中识破其篡党夺权的野心的人之一。他们之间的“决斗”早在列宁在世时，即二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穆迪瓦尼常与斯大林发生争吵，而列宁几乎每次都站在穆迪瓦尼一边。
当内务部派去的审迅员试图劝降穆迪瓦尼，要他用假供述来污蔑自己和诽谤其他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时，穆迪瓦尼的回答非常精彩，入木三分。
“您是要我相信斯大林的许诺，相信他不会加害老布尔什维克，对吗？告诉您吧，我认识斯大林三十年了。不把我们——从吃奶的孩子到瞎眼的老太太全部宰掉，他是不会去安心的！”
穆迪瓦尼始终拒绝诽谤自己，最后接死在枪口下。
第二十一章 囚室里的亚果达
不经审判的枪毙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苏联全国。正是在这种阴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这一次，将把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的最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推上被告席。现在，斯大林的刑讯专家们对自己的“成功”更有把握了。首先，他们的逼供手段已顺利地经历了两次审判的考验；其次，几年来大规模的恐怖浪潮已使人们产生了胆小怕事的变态心理，这正好成了侦迅人员向受害人施加压力的辅助手段。
现在，要摧毁受审人的意志，恫吓比许诺要有效得多了。在头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侦迅阶段，不少被告人还不太相信斯大林会把有关株连家属的威胁付诸实现。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受审人胆敢视这一威胁为儿戏了。仅管如此，为了彻底打消被告人的幻想， 叶若夫又在每间牢房里都安插了由内务部特务装扮的犯人。“这些阿巴人”的任务，是向自己同牢的“难友”讲述一些十至十二岁的孩子陪同父母上刑场的故事。在这种到处都在杀人和自杀成风的恐怖气氛下。处于精神极度痛苦和恐慌中的被告人，对任何胡扯都会深信不疑。
在这里，我很想举几个真实事例，来说明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子女的悲惨命运。我记得。一九三七年秋，我们这些在外国的内务部人员就听说，叶若夫曾命令内务部各分局领导人在全国各地逮捕那些父母被枪毙了的青少年并象对待大人一样，判处他们死刑。刚听到这一消息，无论我还是其他同志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这不可能。斯大林怎么会指控十来岁的孩子，说他们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呢？然而，这一传闻非常“固执”，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国内传出来，而且是来自一些“消息灵通人士”。
当时，我无法得到有关老党员的子女受迫害的具体事实材料，脱离斯大林政权后。更不敢奢望找到这方面的材料。然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我很快就找到了能证实上述传闻的证据，而且是通过公开渠道，即苏联的官方报刊自已被露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苏联报刊登出一则消息：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市内务分局局长卢尼科夫及其手下被逮捕，因为他们曾抓过许多儿童，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参加了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组织、这篇报导还说，这些儿童被推进本来就已挤拥不堪的牢房里，同刑事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该报还揭露了一个名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因受本了日以继夜的刑讯而承认自己参加法西斯组织的全部过程。
一名控方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说：
“例如，我问孩子们是在哪里见过法西斯的，他们回答的大意是：‘我们只是在电影里见过法西斯。他们都戴白色的制帽。’当我又问到有关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时，孩子们的回答是：‘这些人我们是在监狱里看见的，他们同我们关在一起。”
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看见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意味着，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同样在狱中看见了这些儿童，并肯定知道他们也被指控犯了死罪——一参加反国家阴谋集团罪及其他罪行。豪无疑问，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的生命，不让他们遭受斯大林的严刑拷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斯大林怎么会允许这一“儿童案件”的公审和见报呢？这岂不是往他自己脸上抹黑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知道，这本是斯大林的惯用伎俩：每当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哪怕只是在内部），斯大林就会立即把责任全部推卸到自己的手下身上，装模作样地将这些替罪羔羊交付法庭。而在法庭上，人们是绝对听不到这些被告人出卖主人的话的，因为他们同样顾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阿列克塞·李可夫——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列宁逝世后曾任过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党中央书记、为列宁主管组织工作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一个倍受尊敬的老党员，为革命立下过丰功伟绩，曾被列宁派去领导过苏维埃乌克兰的工作。
然而，与上述这些党和国家最优秀的活动家并排坐着的，或者，在列宁的这些被指控的朋友和战友之间，还有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此人在被告席上的出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
这不是别人，正是原内务部头子亨利希·亚果达！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一个夜晚，就是这个亚果达，与叶若夫一块亲临内务部地下室监“斩”，枪毙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现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亚果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个阴谋组织的参加者，成了被他严刑拷打并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同案犯”！
世界上难道不能找出比这更离奇更荒唐的事吗？大概，斯大林把自己那制造冤案和假案的全部天才都用进了第一二次审判，所以，他那“创造性”想象力现在已消失殆尽
这个现象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荒唐的，然而，对这一荒唐现象所作出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却正好能揭示出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一个核心秘密。问题在于，斯大林采用这种“愚蠢”的方法，绝不是考虑不周，相反，只要是玩政治阴谋，他的目光就特别敏锐，手段就特别狡猾、毒辣。他这一次之所以显得这么“蠢”，仅仅是由于无法避免一些特殊的困难，实际上，一切伪造者在其伪造品露出马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困难。
把亚果达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同伙，固然既荒唐又可笑，但是这样一来，斯大林便得以摆脱他很久以前犯下的另一罪行——谋杀基洛夫，要知道．那件事也干得并不干净，许多痕迹都直接指向了他——斯大林。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基洛夫被杀后的第—天上午，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趟列宁格勒，名为调查案情，实为检查那些为掩盖真象而采取循一切措施是否已经落实。当他发现“内务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显之时，就采取了紧急措施去消灭痕迹：立即下令枪毙直接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秘密处决所有知道内务部插手过这一案件的人。
斯大林企图永远隐瞒基洛夫被害的内幕，可他失算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杀时。他的贴身警卫居然一个也不在现场，这件事不能不引起其他的州党委成员极大地震惊和怀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们都知道，基洛夫被杀的两周之前，凶手尼古拉耶夫就因为私藏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而被抓住过。他们自然要想：是谁在两周后又把通行证发给了这个凶手呢？
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证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权“镇压”的，恐怕还要算斯大林紧接着下达给阿格拉诺夫和米隆诺夫的一项秘令：立即清洗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分子”。于是，几百名优秀干部被召到列宁格勒内务分局。这些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党政机关和经济企业的骨干被勒令在一周之内离开莫斯科，前往远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新的工作岗位。
在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不由党组织而由内务部来给党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这还是第一次。由于出发期限规定得太短，许多厂长或经理根本来不及移交工作。所有试图抵制或要求给以某种解释的干部。 都被一句硬梆梆的回答给顶了回去、“您在列宁格勒呆得太久了”。一九三五年夏天，就有三千五百多名干部被这样起出了列宁格勒。这很象是几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失败后在各大城市开展的那场清洗“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运动。难怪党内出现了传闻，说基洛夫企图组织一个新的反对派，但初露端倪就被消灭了。
此外，有关基洛夫被杀的真象，内务部工作人员所知道的，也比他们应该知道的要多，正是他们把有关列宁格勒内务分局曾插手这一暗杀的情况传进了中央各机关。
了解内情的党员都知道，亚果达这个内务人民委员实际上是个傀儡，内务部的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