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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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依据是火车时刻表。可是，皮达科夫为什么不能乘飞机去奥斯陆呢？飞机跑个来回大概只需要一个晚上吧？”
斯卢茨基赶紧指出，飞机只能装载几个旅客（注意，这次所谓的飞行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每个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志上登记姓名。但斯大林主意已定，他下令：“要指明皮达科夫坐的是专机。为了这种勾当，德国当局当然乐意提供飞机！”
斯卢茨基喜欢吹牛，经常炫耀他有幸面见斯大林。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据他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要我绝对保密。可是几天后我就听说，他同样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把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而且在场的还有一名外事局的工作人员。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皮达科夫的“口供”又做了相应的修改。删掉了所谓的托洛茨基的密信。充实了所谓皮达科夫面见托洛茨基的过程。按照后来在法庭上提出的说法，皮达科夫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乘专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经挪威官方验过护照之后，便驱车前往维克萨尔，并在那里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
这一次，审判组织者们吸取了上次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的痛苦教训。警告皮达科夫，不准他陈述“多余的细节”。只要不讲明皮达科夫飞往挪威时用的什么名字，是否有人境签证，其他方面就不应该出什么麻烦了。要知道，说皮达科夫在一夜之间来回飞了一趟奥斯陆，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是否真有一架飞机在十二月的夜幕下飞临挪威上空，就是专门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证清楚。
然而，等待斯大林的，却是当头一棒。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达科夫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这一“飞行旅游”。仅仅过了两天，即一月二十五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这样一项通告：
皮达科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飞抵了赫列尔机场，但该机场官员肯定地申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不曾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
这项通告，对于斯大林及其手下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必须赶紧拿出对策。可有什么对策可拿呢？说飞机不是降落在赫列尔机场，而是其他某个机场吗？不行。众所周知，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才允许民用飞机降落。授意皮达科夫改口，说他根本没在机场，而是在附近港口外的水面降落的，行吗？也不行，晚了：他早已说过，他是从柏林坦普尔戈弗陆地机场起飞的。
为了多少削弱一点《晚邮报》那项通告的影响，维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苏联外交部领事局的一份正式的证明书，上面写道：
“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奥斯陆附近的赫列尔机场一年四季都对其他国家的飞机开放，飞机在冬季也能起飞和降落”
在这里，维辛斯基对挪威报纸明确提出的反驳意见避而不答，而是企图给本来就十分清楚的事实蒙上一层沙幕，但是，他打出的这张牌大无力，只能证明冬季飞机能够在赫列尔机场着陆。
而且，这一补充证明材料还不是出自挪威当局（只有挪威当局的正式证明才会被人认为是不偏不倚的），也不是来自赫列尔机场的行政部门，而是也仅仅是取自苏联外交部领事司。莫斯科居然拿出这样一份毫无证明力的材料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事情到此并没结束。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挪威报纸——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又登出一则消息：
“今天，赫列尔机场场长古利克森在电话中答复《工人日报》记者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在该机场降落过。”
该报接着写道，根据官方航空日志的记载，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这一期间，总共只有一架外国飞机在赫列尔机场降落过。
这当然不是指皮达科夫所乘过的那架飞机，用不着对此多费笔墨。
这样一来，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再一次被世界舆论界作为伪造犯连赃拿获。
托洛茨基也不失时机地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以世界报刊为喉舌，建议维辛斯基仔细问问皮达科夫：他是哪一天从柏林飞往奥斯陆的？是杏有挪威的入境签证？如果有，用的是什么名字？
托洛茨基还要求莫斯科法院通过官方渠道向挪威政府验证一下，着皮达科夫的供述是否真实。
“如果查明皮达科夫确实来过我这里，”托洛茨基写道，“那就意味着我的名誉将彻底完蛋。但是，如果查明事实恰恰相反，那就证明有关我们见过面的传说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而且被告们的所谓‘自愿坦白’也全是捏造的。必须刻不容缓地查证皮达科夫的供诉，趁他现在还没被枪毙！”
其实，用不着托洛茨基提醒，作为检察长的维辛斯基也有验证皮达科夫的口供的义务。然而，他不可能这样做：他和其他人辛辛苦苦地准备了这场审判闹剧，可不是为了以后再去揭穿它。
托洛茨基看出，审判的组织者是无论如何也不打算进行查证了，他们将一意孤行，而不理睬世界舆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铤而走险——向苏联政府挑战。他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为皮达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苏联交付审判。
托洛茨基的这一挑战，实际上是拿出自己的生命去作抵押。要知道，如果强大的邻邦真的提出引渡要求，弱小的挪威政府未必就敢拒绝，更何况这还是托洛茨基主动提出来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斯大林不敢引渡托洛茨基。他很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要引渡就先得让挪威法院审查托洛茨基的罪名，那样一来，挪威法院就会彻底调查皮达科夫是否真的去过奥斯陆，说不定还要附带查查有关“布利斯托里饭店”的丑闻。显然，斯大林是绝不会允许把自己的伪造罪交给挪威法院去审理的。对于他来讲，最好的办法不是把托洛茨基引渡回国，而是向国外派出刺客——让托洛茨基永远沉默。
皮达科夫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去，只求以这些牺牲为代价，去拯救自己的亲人——妻子和儿子的生命。
他，也同其他被告人一样，在审判庭进入合议室制作判决书之前，获得了“最后陈述”的机会。他的陈述很短，但其中有几句充满悲怆和深情的话，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
“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给我的惩罚一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了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人死刑。在这十三个人中，包括皮达科先、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其他几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都是在内务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被枪毙的。
皮达科夫被杀害后的第三个星期，报上登出讣告：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麻痹而突然死亡，享年五十岁。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异常隆重，中央委员会还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召开追悼会，对“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和同志，钢铁般的人民委员”的逝世表示应有的哀思。
大约两个月后，一名押送外交邮件的信使从苏联来到西班牙。这个小伙子是刚调来当外交信使的，过去在内务部特务局工作，身强体壮，有一张厚颜无耻的面孔，一头蓬松的黄发，象干草堆一样。到西班牙后，他与一位老朋友相遇，而后者正是我的部下。他俩谈了没多久，我的这位部下就急匆匆地跑来找我，非常秘密地对我透露了好些刚从那位信使口里听见的秘闻。例如，内务部特务局似乎已掌握了证据，证明当时《真理报》驻西班牙记者米哈伊尔·柯尔佐夫“投靠了英国人”，经常向英国间谍机关提供苏联的秘密情报。又如，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好象不是死于疾病，而是谋杀。
听见有人说米哈伊尔·柯尔佐夫的坏话，我很不高兴，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根本不相信内务部掌握了不利于他的什么材料。内务部就象是个很大很大的邮箱，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不负责任地杜撰出来的东西投进去。对奥尔忠尼启则好象死于谋杀的消息，我也认为多半是谣言，尽管在基洛夫被害后我更应该相信这是真的。但在当时（一九三七年春天），斯大林尚未对不满意他的作为的老战友大加杀戮，所以，我很难想象他会干掉奥尔忠尼启则，要知道，在克里姆林宫中，这是最后一个可以同他讲格鲁吉亚家乡话的人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来西班牙出差。在这之前，也就是说，一九三七年夏季，莫斯科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从五月份开始，斯大林本人的最亲密战友和最忠实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地被投入了监狱，而他们从来都没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在莫斯科，在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有人失踪，而且都是些要人和名人：人民委员、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州党委书记、军队高级将领等等。莫斯科有两位被公认为是斯大林亲信的政府官员，从家中出来去上班时，在市中区大街上就不见了。和他们一块失踪的，还有他们的轿车和司机。甚至连内务部的领导们也没能逃脱被秘密逮捕的厄运！
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满脑袋都塞满了这类可怕的新闻。他这次之所以被允许出国，恐伯也仅仅是因为他在莫斯科留有人质——妻子和女儿。从他的谈话中我听出，他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其实，他说的那些故事我早有所闻，只是没有他知道很多，知道得详细，要知道，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在内务部中可不是等闲之辈。
我看得出来，对干我能带着家眷住在国外，什皮格尔格利亚斯非常羡慕，因为国内任意抓人杀人的浪潮正愈演愈烈。他多次暗示想到西班牙来工作，并希望我能给予“协助”。有一次，他见我对他的这些暗示毫无反应，就干脆赤裸裸地表示，只要我主动向莫斯科提出调他来西班牙工作的请求，他情愿给我当副手。显然，在他看来，西班牙是躲避苏联国内那场腥风血雨的最理想的庇护所，尽管这里正笼罩着内战的硝烟。
有一天，我们一块乘车从瓦伦西亚去巴塞罗那。途中，他又谈起清洗浪潮的事。他把近来自杀或失踪的党政要员和内务部头头们的名字罗列了一大串，其中多半都是我俩十分熟悉的人。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他们把奥尔忠尼启则也干掉了！”
我哆嗦了一下。虽然他证实了那位外交信使上次带来的消息，我还是不自觉地冲口而出：“这，这不可能！”
“千真万确，”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反驳道。“我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奥尔忠尼启则身上同样流着高加索血液，所以同主人大吵起来。他们一个比一个硬。都是为了皮达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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