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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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名原反对派成员没被消减之前，血腥的杀戮就不曾停止过。　

　　一九三六年底。我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国政府顾问。远离祖国，我不可能再亲眼目睹旨在消灾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情况。但是，通过一些被派来法国和西班牙执行任务的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之口，我仍然了解到大量有关这两次审判内幕的情况。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第一次审判中，斯大林强加给出庭的原反对派领导人的罪名只有一个——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他当时认为，仅凭这一条罪名就足以置对方于死地了，因为根据刑法，象“阴谋暗杀党和政府首脑”这样的罪行，其行为人是要判死刑的。而且，斯大林还认为，说惨遭失败的政治反对派决心用极端的恐怖手段来夺回手中失去的权力，听起来合乎清理，不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怀疑。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斯大林又开始筹划第二次审判。一九三六年底，内务部侦讯人员得到指令：迫使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练犯人承认自己参加过所谓的“平行总部”。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个“平行总部”本来打算在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成员们被捕之后，即开展恐怖活动，但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犯罪预谋就被捣毁了。　

　　其实，对于侦讯人员来讲，要迫使自己的受审人接受这一罪名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这与上次硬栽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有很大区别，这次的被告人不是被指控策划并实施了具体的恐怖行为，而仅仅是被指控参加了某个并无实际作为的“平行总部”。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让受审人相信自己绝不会被枪毙。　

　　然而，这一正在落实中的侦讯方针，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等候新的指示。侦讯员们都莫名其妙：莫非，斯大林看见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结果引起世界舆论的嘲笑和愤慨，就决定不再搞这种审判了吗？然而，才过了几天，侦讯人员们又被莫尔恰诺夫召去开紧急会议。会议下达的指示，照他们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强迫受审人承认企图借助德、日两帝国的力量夺取政权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侦讯人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看见叶着夫一本正经地坐在会议室里，他们一定会认为莫尔恰诺夫疯了。　

　　按照这一新的说法，被告们就将从罪过较轻的“平行总部”成员“升级”为德国法西斯的间谍了。考虑到侦讯人员会因此而难以向自己的受审人交待（要知道，他们都曾向自己的受审人许过愿，作过说明）。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相互交换受审人。这样，面对一个新的受审人，审讯员就用不着对自己过去的许诺或说明负责了。　

　　强加给这批老布尔什维克的罪名，带有明显的挑拨性，而且极其荒谬。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这么干呢？他为何要突然改变自己原先为审判定下的调子呢？　

　　说起来，这也不足为奇。斯大林从休假地回到莫斯科后，听取了亚果达的情况汇报，供从中得出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当然，除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可以算是斯大林的一大胜刺。但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审判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惨败。首先，国外国论界认为，这次审判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纯粹是斯大林公开报复并剪除政治对手的行动。从法律上看。那些牵强附会的拙劣举证和颠倒黑白的“事实”也逐渐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中最丢人的，莫过于那个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事件。而更重要的是，这次审判激起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被镇压者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的程度越来越强，许多人甚至为这些老革命家没能谁拥斯大林独裁政权而深感遗憾。亚果达曾在一份密报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口号：“打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这一切都表明，局势十分紧张。而且，还有一种情绪令斯大林寝食不安。自从出现过“民粹党”这个有名的恐怖组织之后，革命恐怖主义就在俄国青年人头脑中成了某种为正义事业而开争的英雄主义和献身思想的象征，对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而现在。他散布出老布尔什维克要暗杀他的谣言，实际上就等于亲自在群众中散布革命恐怖主义，因为，他让人民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看法：连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们也不得不把恐怖活动看作是唯一可以使祖国摆脱斯大林独裁的途径。总之，苏联劳动群众把历史曾赋予民粹党英雄们的那种称誉给了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处死的老布尔什维克，这可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的。　

　　内务部头头们在准备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过程中，跟过去一样，又用了几个自己内部的特工人员来扮演被告人的角色。这种冒牌货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个，即舍斯托夫和格拉舍。　

　　在内务部编制内，有一种类似“耳目”的秘密工作人员，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就在其中之列。他们作为一种特殊的密探，被安插进各个企事业单位，负责暗中搜集有关该单位领导和职工的活动情况。这种内务部特工人员都有正式职务作为伪装，所以一般不会引起所在单位人员的怀疑。　

　　舍斯托夫是内务部派往西伯利亚库兹涅夫煤矿的“耳目”。经济局一位领导曾经向我透露过，舍斯托夫干特务工作被公认为很有才干，只是在经济问题上手脚不那么干净。另一名暗探格拉舍，则在莫斯科化工局对外关系处担任领导职务。他的公开职责是聘请外国专家并安排他们来苏联后的工作，而秘密任务则是领导该局职工中的秘密情报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外国专家实施监视。　

　　在内务部经济局内，格拉舍是个很有用的工作人员。他出生在奥地利，情通好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很善于同外国专家拉关系。在他的工作下，不少外国专家都成了内务部的间谍，即使回国后也持续和内务部保持联系，并经常将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业情况出卖给苏联驻该国的情报站。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表现都很积极，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党中央和内务部（实际上内务部就等于党中央）的重大任务。可这两位忠诚的党员未必能想部充当冒用被告也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第十六章　尤里·皮达科夫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庭的，共有十七名被告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皮达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　

　　尤里·皮达科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二十七岁。却已有十二年的革命历史。一九一八年，他的哥哥，基辅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负责人，被白匪抓获并拷打致死。得知这一噩耗之后，尤里·皮达科夫立即请求列宁免去他正在担任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并派他去乌克兰参加反抗拉达的地下斗争。　

　　乌克兰革命成功之后，皮达科夫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十三军和第六军，后来又成为第十六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波兰前线作战。　

　　然而，皮达科夫的真正才干，是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来的。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了国家面临的最尖锐问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列宁把迅速扩大领巴斯煤矿开采量的重任交给了他。皮达科夫没有辜负列宁的这一厚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列宁对皮达科夫评价极高，这一点，只须翻翻著名的列宁“遗嘱”就可得到证明。在最优秀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中，“遗嘱”只提了六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皮达科夫。列宁在这份文献中告诫全党要反对斯大林的粗暴，同时对皮达科夫和布哈林作了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间）”。而且，列宁专门针对皮达科夫补充道：“皮达秤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　

　　从列宁写下“遗嘱”到皮达秤夫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共只过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已成为国家最高一级的活动家。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家能胜利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应该归功于皮达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生产组织者。　

　　一九三一年，皮达科夫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斯大林之所以只给他个副职，完全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而且一度十分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才派谢尔丹·奥尔忠尼启则当重工业部人民委员，尽管后者没受过什么教育，对财政和经济问题一窍不通。结果，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形同虚设，全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指挥员”和党务工作者都非常清楚：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人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是皮达科夫。对这一事实，奥尔总尼启则本人也完全明白。而且也予以承认。他经常对皮达科夫说：“您能让我说什么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经济学家。虽然您认为这个方案不错，那我就用双手在上面签字，并同您一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之为它奋斗。”　

　　而且，斯大林对待皮达科夫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要比对其他原反对项领袖温和得多。斯大林知道，实现工业化计划离不开皮达科夫，而工业化又正是“党的总路线”的核心。所以，即使斯大林对皮达科夫不满意，他也从不坦率地说出来，相反还总是设法迎合皮达科夫，尽管他打算在把对方的“油水”挤干榨尽之后，就割断皮达科夫的喉咙。　

　　皮达科夫亲以廉洁奉公闻名于党内外。他和家人过去一直住在格涅兹尼科夫大街上一幢无主的旧楼里，而且只占了很小的两间陋室。皮达科夫从不享受特权，他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斯大林对此一清二楚。为了拉拢皮达科夫，有一天（那是在一九三一年），趁皮达科夫夫妇上班之际，斯大林吩咐人民委员会议事务管理局，派人将他们的儿子和一点可怜的家当搬进了一幢新建的宿舍楼。皮达科夫的新家十分宽敞，摆设豪华，可是，对斯大林这一讨好之举，皮达科夫却无动于衷。的确，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结斯大林。　

　　某些原反对派成员曾指责皮达科夫投进了斯大林的阵营，他坚决否认，并声明自己仅仅是要脱离政治。有一次，在同几位反对派骨干成员交谈时，皮达科夫说；“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否保证让国库里有足够的钱！”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当时，皮达科夫被任命为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些话，斯大林都知道，但通过内务部密探，他还了解到皮达科夫曾对几个朋友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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