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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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安娜·阿尔库斯没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她根本不去巴结侦讯员。有一次，鲍里斯·别尔曼在与她谈话时，不高兴地提到了格利戈里·阿尔库斯，骂他是“色鬼”。安娜听了此话，陡然间脸色大变，发火道：“难道您和您的上司们就不是色鬼吗？您以为，莫斯科没人知道您在追逐哪个女人吗？”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而切尔托克总是推迟她与赖因霍尔德的对质。这充分表明他碰到了什么麻烦事。终于，他被迫承认赖因霍尔德拒绝证明自己有关安娜·柯尔库斯的供诉属实。这样一来，指控她的唯一罪证没有了。C 某提醒切尔托克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对赖因霍尔德的审讯笔录重写一次，把有关安娜·阿尔库斯的那些话删去。但切尔托克回答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赖因霍尔德的供诉已经上交斯大林批准。切尔托克也许是为了在C 某面前为自己开脱，又特地补充了一句：“您应该明白，这是政治案件！”
C 某虽然不太指望成功，但仍然继续努力，想使安娜·阿尔库斯免遭叶若夫的报复。他起草了一个正式结论，建议因缺少犯罪构成而终止安娜·阿尔库斯一案。他带着这份结论找到莫尔恰诺夫。后者读过后，便问C 某是否知道安娜·阿尔库斯之被捕完全是因为叶若夫。C某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您是否打算亲自向叶若失汇报这一案件呢？”莫尔恰诺夫又问道。C 某说自己有这种打算。
可是第二天C 某就被无故停职了。他奉命将安娜·阿尔库斯案交给了鲍里斯·别尔曼，自己则不得再过问此案。显然，莫尔恰诺夫不敢冒险向叶若夫提出释放安娜的问题。
这个案件的结局是：别尔曼和莫尔恰诺夫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看法向对叶若夫作了汇报。叶若夫一听到说有释放安娜的可能，顿时气歪了脸。他恶狠狠地嘟哝道。“这个臭婆娘，完全应该枪毙。判她五年。不得有误”
第十二章 讹诈
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诉讼准备工作，由叶若夫负责监督。显然，他在接受这一使命时就已经知道，几个月之后，他将被斯大林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正因如此，他对内务部的业务活动和刑讯犯人的“纯技术”问题，当时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兴趣。每天半夜三更，他总要出现在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等一群人中间，也很喜欢跑进侦讯室，观察侦讯人员采用何种手段强迫受审人把供。每当听说某个过去一直很坚强的人如今屈服了，他就一定要了解细节，贪婪地向审讯员查根问底，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被告人的抵抗。
有时候，叶若夫也亲自插手审问犯人。有人给我讲过他连续几个晚上“感化”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详情。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为革命立下的殊勋全国皆知，他的妻子也是个有名的老党员，并同样受到叶着夫的“加工”。我不打算道出这对夫妇的真实姓名，因为害怕殃及他们的子女，尽管据我掌握的材料，他们的子女后来不仅尝受了失去父母的痛苦，而且也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为了便于叙述，我暂且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为帕维尔·伊万诺夫，叫他的妻子为叶莲娜·伊万诺娃。
从外表上看，帕维尔·伊万诺夫象个禁欲的人。在沙皇一制度下，他不只一次被逮捕，也服过十年苦役。国内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功展立。他的妻子也为革命立过不少的功劳，在老党员中享有盛名。夫妻二人后来都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派失败后，他们双双被流放到西伯利尼一九三六年，他俩被弄回莫斯科，投入了内务郎的内部监狱。
伊万诺夫夫妇有两个儿子。老二当年才十五岁，住在莫斯科外婆家。
侦讯人员们在伊万诺夫和伊万诺娃身上“工作”了四个月，一无所获。在威胁利诱面前，伊万诺夫没有丝毫动摇，硬得象块金刚石。叶建娜·伊万诺娃则是个感情外露的妇女，面对审讯员的威逼。她总是义愤填膺地怒骂不止。然而，她的性格中有一个弱点，正是这个致命弱点，使她铸下了无法弥补的大错误。不知是因为她过份正统或头脑过份简单，还是因为侦讯人员把“戏”演得太逼真，反正，叶莲娜·伊万诺娃竟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内务部一定是误信了所谓老布尔什维克要蓄意杀害斯大林的诺言：于是，她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内务部，让侦讯人员相信，无论是她和她丈夫，或是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其他同志从来也没听见过有关反斯大林阴谋的任何情况，一定是某个不怀好意的奸细，用假情报欺骗了内务部。同时，正如某些缺乏法律常识的人那样，她也犯了一个他们常犯的错误：认为关于她有罪的举证责任不在起诉人，而在她自己，应该由她去征明自己并没犯过被强加的罪行。
有天夜里，叶若夫在莫尔恰诺夫陪同下，来到审问叶莲娜·伊万诺娃的办公室。听说进来的是叶若夫，叶莲娜万分激动，立即将那些用来说服审讯员却又无效的理由向他提了出来。她只求他讲明，她应该怎么做才能证明她自己和丈夫无罪。她相信自己肯定会把一切都证实清楚。对此，叶若夫的回答是：内务部不相信眼泪，要想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她只能做一件事：真诚悔过和帮助党。叶若夫接着刺激她说：
“你们密谋过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可是您却否认，这完全是您害怕负责任！”
“没有这种事！”叶莲娜·伊万诺娃反驳道。“我不承这些指控，绝对不是因为胆小而是由于我无罪。可是，我怎样才能说服您呢？”
大概，就在这时，她冒出了一个绝望念头。
“我要向您证明。”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绝不是胆小鬼，如果您愿意，我这就当着您的面写一份说我曾想杀斯大林的声明，虽然这并非事实！我这样做仅仅是向您证明，我拒绝你们的指控绝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我无罪！”
“请不要故意挑衅！”叶若夫压低嗓门道。
“这不是挑衅！”叶莲娜·伊万诺娃高声叫嚷道，“拿过来吧我这就签字！”
“好哇，咱们就来瞧瞧，”叶若夫又嘟哝了一句。
叶诺夫向审讯员示意，叫他们赶快利用受审人眼下的病态心理可是侦讯人员们却全无反应。只是在叶若夫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命令之后，审讯员才急忙以叶建娜·伊万诺娃的名义写了这么一句话：由于从内心仇视党的领导，她觉得自己有能力暗杀斯大林。审讯员把这页“供诉”递到叶莲娜·伊万诺娃面前，并塞给她一支钢笔。
她犹豫片刻之后，转身对叶若夫说道：
“您是清楚的，这上面全是谎言。但我还是签。我想，良心不会允许您利用这纸谎言来陷害我。”
说完，她毅然在这张纸上签了字。她根本没想到，这实际上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叶若夫差人把叶建娜·伊万诺娃押回牢房，又命令将她丈夫带上来。他对伊万诺夫说伊万诺娃刚才已坦白交待，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们夫妻同其他流放犯讨论过如何执行托洛茨基有关杀害斯大林的秘密指示。作为证据，叶若夫向帕维尔·伊万诺夫出示了他妻子签过字的供述。同时说明，审讯员尚未来得及详细笔录她的交待。
看见妻子的签名，帕维尔·伊万诺夫指着叶若夫的鼻子吼道。“你们都对她干了些什么？”这个晚上，他第一次失去了自制力。可他仍旧拒绝诬陷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尽管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伊万诺夫对他却嗤之以鼻。叶若夫开始污辱他，并教训说，布尔什维克应该为党做出一定牺牲。这时，伊万诺夫拍案而起，回声道：“我倒很想知道，你为党做出过什么牺牲，也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在沙皇时期的地下工作中，还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我都从未听说过您的大名。您给大家说说，您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当着侦讯人员的面，叶诺夫不得不把这口吐进他嘴里的“浓痰”咽了下去。很快，有关伊万诺夫怒斥叶若夫的消息，就在内务部人员中间不径而走。
第二天，叶若大再审伊万诺夫，并用尽了一切手段威吓后者。在确信其他威胁对伊万诺夫已无作用后，叶若夫就当面命令侦讯人员逮捕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
“我的小儿子才十五岁啊！”伊万诺夫说。
几天后，叶若夫又来折磨伊万诺夫。这一次，他显得和气一些，并以斯大林的名义向伊万诺夫保证，如果后者服从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将考虑他过去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接着，叶若夫劝受审人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子女的前程，考虑一下，如果他们也被逮捕，将会有何后果。
“这么说，他们还没被捕了”伊万诺夫问。
“这个嘛，咱们马上就能弄明白，”叶若夫说道。“大概，还没顾得及抓他们吧。”
其实，叶若夫心里清楚，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都还是自由的。他上次发出的逮捕令，完全是一种讹诈，目的在于摧毁伊万诺夫的抵抗。但他继续折磨受审人的神经，装模做样地吩咐审讯员给内部监狱打电话，问问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是否已经收监。监方回答：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都尚“不在册”。这时，叶若夫向伊万诺夫问明他岳母家的电话号码，然后拿起话筒，拨通了那里。
接电话的，正是伊万诺夫的岳母。
“我是内务部，”叶若夫向她解释，“帕维尔·伊万诺夫想了解一下他的孩子现在的情况。”
夜，万籁无声。坐在电话机跟前的伊万诺夫，清晰地听见了老妇人的回答。她说，大外孙不在莫斯科，小外孙身体健康，这会儿正睡得很香。叶若夫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将话筒递给伊万诺夫。但伊万诺夫拒绝了，他痛苦得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不想让亲人了解他眼下的处境。
“有话要我转告吗？”叶若夫问。
“请告诉她，照顾好孩子，”伊万诺夫艰难地说道，“并请她把我过冬的大衣改改，给孩子穿。”
当叶若夫对着话筒复述这些话时，帕维尔·伊万诺夫则倒在桌面上，痛苦地用双手紧捂着脸，泣不成声。
这幕人间悲剧，连在场的侦讯人员也不忍目睹。他们心情沉重地呆坐着，甚至相互之间都不敢对视一眼。要知道。在他们面前嚎啕的，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这位老党员，曾顶住了沙皇的苦役和严刑拷打，而在苏维埃的监狱中，却无力忍住自己的眼泪。
一位当时目睹这一惨况的审讯员后来对我说：
“象叶若夫这样的下流胚，我这辈子从没看见过。哼，他竟会以此寻开心。”
果然，叶若夫成了胜利者。帕维尔·伊万诺夫的防线崩溃了。伊万诺夫一直在担心儿子的命运。此时，为了不让灾难降临到正在家中熟睡的小儿子身上，他准备去干任何事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被危险笼罩的孩子。
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