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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49章

小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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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报,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报告,反映我对工作组报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报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报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报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报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报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亚给我介绍了主要情况,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干。
  原子弹的研制,除了矿山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是武器的设计,一个是核燃料的生产。在二机部,负责核燃料全面生产的生产局局长是白文治。关于联合工作组下来分头调查的过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说,联合工作组是1963年1月来的。这个工作组陈营强大,差不多国防工办的局长们都参加了,但是二机部调出的两位局长,就是陈一民和许淦他们没有参加,我看也可能是回避吧。他们来的时候,刘杰不在家,当时看病去了广东,刚走没几天。在一次会议上,刘西尧当着四五十位二机部的干部说:打电话叫刘杰回来,参加检查。我心里头想,你检查工作嘛,到现场去看,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你非要让他一个病人回来呢?我就有点奇怪,不大对味,很严峻,气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谈九局的事,因为当时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让我参加。李觉、吴际霖、朱光亚都来了,他们讲了一通,介绍汇报了一些情况,这是个很严肃,很紧张的局面。刘杰当时的处境可真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骗党中央,这样的帽子之下,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后,我还跟一位同事悄悄说,这真是响了,要不响,还不知怎么处置咱们呢。金湘后来也告诉我,那次刘杰从广东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快下班了,金湘到刘杰办公室,想问一问有什么交代要办的事。刚进门,金湘还没有开口,却听到刘杰喃喃自语,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来咱们这些人不行了。这也许正是当时刘杰流露出来的思想真实。还有一次,刚调来二机部当副部长不久的刘其声给上头不知什么人打电话,在电话中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怎么懂核工业,需要换几十个局长等等,这事后来让刘杰知道了,颇受打击。所以,对于刘西尧他们检查的情况和一些看法,我和许淦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检查组跑了些日子,搞了两期简报发给了我们,后来没发给我们,第四期以后就没发,据说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见。前两期我看了不是味,把这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详细的我就记不得了,反正觉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我的意思是刘西尧率领的工作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什么都看的是他那个颜色,建议换一个人来检查。我这个人也很直。正好那时候我刚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过春节吧,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我是连襟,他过年来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写好了,请他看一看后,转给周总理。他看了之后,问了问情况,就说:你说两年有希望,刘西尧说你们的工作不行,那么你现在跟他争论有什么结果呢?争论不出个结果来。不就是两年嘛,你们努力工作两年,把工作抓出结果来,问题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现在去争论呢。我一听这个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信退给我了,没有交给周总理。1963年2月份,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宋任穷部长也调走了,留下的任务非常繁重,现在刘杰一个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务副部长来协助刘杰工作,这样完成任务就比较有把握。刘西尧把这个意见写在简报上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从工作需要出发,有向上级提出建议的义务,刘西尧也有义务向中央反映。后来,有人说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为这封向总理要求调人的信。那时已经有常务副部长了,又来一个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可能就把别人挤一边了。

  第97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3)

  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报了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两年规划的提出,根据如何,能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工作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在几个主要环节上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过生产技术关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进度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规划。周恩来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有出乱子。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杰说,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人,再从事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工作,我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局的问题。先看这个事情的全局怎么样,然后再来讲部分,部分里边要讲环节,看看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在环节里边突出的决定性的又是什么。我搞核工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就靠过去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论,从战略上考虑全局。同时也注意学习有关的知识,学习基本的理论。这样的话,有哪些环节,哪些问题提出来,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究竟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学家、技术人员,往往那时候下不了决心。比如在苏联谈判时,他介绍说这个钚…239的加工、处理,有两种办法,一种叫沉淀法,是一个很长的工艺,他说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剂来萃取,就比较先进了。但苏联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我们回来以后,虽然到专家撤退的时候资料还不全,我们仍延续了沉淀法的原理来进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说这个萃取法将来有前途。苏联说他还没有搞,咱们怎么办?好,叫清华去研究。白文治找清华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设计革命,我们就提出来,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淀法。但那时萃取法还未成型,大家后来在青岛会议讨论,说萃取法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部掌握。设计院也有不同意见,说萃取法虽然是好的,但我们一直是按沉淀法设计的,并且现在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大摞的资料啊,怎么办?三番五次地讨论。最后这个决心还要部里下。我们把清华实验的基础跟现在的酒泉厂联合起来,派人一起来进行。这时候又发现有问题,就是大工厂用萃取法,要全部满足原料生产的话,不行。好,我们就决定在酒泉厂设计一个小的。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省两亿多的资金,省了8000吨不锈钢啊。
  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后来有同志讲,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实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同志那个时候从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来了,没有军队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以及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所以,后来那个美国人刘易斯不都讲了嘛,你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关键是你们充分地发挥了人才的作用。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吴际霖、李觉、朱光亚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你不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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