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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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司弊魉牡腥耍退髡搅硕炅耍∪绻薪岷司谒媲埃趺匆膊换崛盟尤サ模 保ㄗⅲ骸端旰肌罚阂娉霭嫔�1945年2月版，第31页）剧本通过病人求医，黎竹荪废寝忘食为病人诊治的一连串感人细节，对黎竹荪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美好心灵作了细腻的刻划。黎竹荪看到那时每年全国有四百万人死于肺病的惊人事实，起草了一个防痨计划，“打算三年之内使肺结核菌在这个城市里完全绝迹！十年之内，消灭掉全国的肺结核菌！”（注：《岁寒图》，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7页）但是，在反动统治下这个美好的理想不可能变为现实。黎竹荪多次上报的防痨计划都没有被批准。在投机发财之风侵袭下，“医生却在一天天的减少”，“医生去了，丢下了病人”，连他最信任的助手也为了生活另谋出路。他用精湛的医学知识亲手治好了不少肺病病人，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或者当卖衣物为穷苦病人交纳医药费，但是肺病患者并未减少，甚至他心爱的女儿也营养不良染上肺病。黎竹荪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整个社会问题，整个社会问题没解决，我的计划从哪从去实现呢？”（注：《岁寒图》第191页、197页）剧本还用进步文化工作者沈庸同黎竹荪的形象相衬托。黎竹荪用自己的鲜血抢救过沈庸，沈庸在黎竹荪悲观失望时给以精神鼓舞。“‘岁寒知松柏’！只要大地上有松柏存在，便说明了冬天并不能永远占领着大地！”（注：《岁寒图》第191页、197页）剧作者通过剧中人物沈庸的话点明这部戏剧作品的主题。剧本热情地歌颂了挺拔如松柏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也猛烈地抨击了寒冷如严冬的旧社会。尽管剧本结尾仍然无力，但整个作品给人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教育。何其芳在描述《岁寒图》演出效果时说：“最近上演的《岁寒图》获得了普遍的好评。我去看它的那个晚上，在我附近的一个观众就几次地擦着眼泪。我自己，在走出了戏院以后，也仍然带着沉重的心情。后来碰到过的人我就探问，尽管各人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都一致地称赞这是重庆市上演的好戏之一。”（注：何其芳：《评〈岁寒图〉》，《关于现实主义》第293页）
《升官图》完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及各地上演，曾轰动一时。那时正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写在绝上的协议国民党并不执行，反而加紧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以种种卑劣的手段镇压民主运动。进步戏剧工作者不得不采用迂回曲折的斗争方式，除了再度掀起创作和上演历史剧的高潮外，还积极写作多种多样的讽刺剧。同政治讽刺诗涌现的情形相似，在国统区也一度形成了创作和演出讽刺剧的热朝。《升官图》就是适应当时现实斗争需要产生的讽刺剧的优秀代表作品，对于反动统治集团是有力的打击，对于广大群众是很好的政治教育和喜剧艺术享受。剧作者在《为〈升官图〉演出作》中写道：“我知道《升官图》这剧本将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谁得否认它，那是讳疾忌医。谁要承认它的真实，谁才有勇气去改进它。”（注：《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版，第1页）
《升官图》作者为了避免影剧检查官的刁难，把剧中时间向前推移到军阀当道的“民国初年”，但观众和读者却能透过过去的年代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全剧除序幕、尾声外，共分三幕，通过两个流氓强盗的梦境，对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官场作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与讽刺。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一个流氓强盗及其同伙为了逃避追捕，闯入“一所古老的住宅”。在“窗外风雨凄厉”、“远处惨叫之声不绝”的阴沉沉的气氛中，两个闯入者进入睡乡做了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梦中两个强盗在一次群众暴动后，乘知县受伤、秘书长丧命的机会，混水摸鱼，冒充为知县和秘书长。而县衙门利欲熏心的官僚们和知县太太，为了分得脏款，及时承认两个冒牌货，真知县被卖去当壮丁。除了冒名顶替的知县和秘书长外，这个衙门还有“身材奇短，但总爱耀武扬威地全副武装”、只管六名警察但扬言要“把全城人都杀光”的警察局长，“面圆耳肥，一副发福的样子”、“县里第一等红人”的财政局长，“暮气沉沉，呵欠连天”但“一口气可打二十圈麻将”的教育局长，“一身笔挺的西装，油头粉面”、“外号是摩登贾宝玉，又叫洋装西门庆”的工务局长，还有“妖艳异常”、“跟财政局艾局长在一道”的知县太太，为了“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的高价而卖身的马不姐。在“灯火辉煌”、“富丽堂皇”的背景前，展现出了衙门里一件件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一伙人面妖魔，既抱成一团，又相互争夺，贪得无厌，无恶不作，把县城闹得乌烟瘴气。忽然传来了省长到这个县视察的消息，群魔又开始了新的自我表演。笨拙的知县死背“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欢迎词；警察局长大抓乞丐充实警察队伍；工务局长向每户居民收十万元粉刷墙壁，“表示廉洁坦白”；秘书长挖空心思，弄虚作假，把县城伪装成“建设第一”。“仪表非凡”、大讲“廉洁”、“简朴”的省长来到这个县，搜刮贪脏手腕远远高于诸局长。他“头痛”要用金条熏烟做“药”，“左边头痛，一根金条就够；右边痛，要两根；前脑痛，三根；后脑痛，四根；最厉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痛，那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两一根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痛起来可要换新的才行”（注：《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0页）。省长收到了足够的金条，又免费得到一个太太，于是宣布视察完毕，一切太平，枪毙了从壮丁中逃回来的真知县，提拔假知县为道尹，财政局长升为知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但在省长、知县合并举行婚礼时，怒吼的群众把他们一个个抓走。两个强盗从梦中惊醒。剧中的升官图，表演的是梦境，但表现的却是现实，情节近于荒诞，反映的却是真实，可以说是梦境和现实、荒诞和真实的统一，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现形记”。剧作者通过这个戏告诉人们，在反动统治下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僚统治者的梦不管多么美妙，但终究不可能长久。剧本在喜剧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戏吸取了经验，大胆而又合理地运用夸张这一艺术手段，在波澜起伏的情节发展中，展现反面人物腐朽的灵魂，达到“假中有真”的戏剧效果，把“五四”以来的讽刺喜剧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提高了话剧在广大观众中的威望。
继陈白尘的《升官图》之后，吴祖光的《捉鬼传》、《嫦娥奔月》（演出时改为《嫦娥》）又在剧坛上出现，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风格吸引了观众和读者。《升官图》一剧把现实转化为梦境，《捉鬼传》、《嫦娥奔月》则借用传说、神话中的鬼和神的世界来影射现实。三幕讽刺喜剧《捉鬼传》，利用民间传说中钟馗捉鬼的故事，渗入现实内容，借剧中虚构人物的言行，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下举目可见的丑恶现实，既趣味盎然，又发人深思。钟馗原是一千多年前唐代“终南山一个秀士”，中了头名状元后皇帝召见，但皇帝嫌他相貌丑陋不录用。钟馗气愤异常，“大闹金殿”，“头撞金柱而亡”。他会见阎王表明决心，“要斩魔捉鬼，扫荡乾坤，落一个清白世界”。被封为“捉鬼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于是，他带领随从到人间捉了牛魔王等鬼怪，以为大功告成，痛饮后醉倒成为化石。一千多年后钟馗被鬼闹醒，发现遍地是鬼，捉不胜捉，只好败退。剧中对国民党勾结美帝欺压中国人民，抓壮丁，打内战，以及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种种倒行逆施，无情地加以揭露和讽刺。例如，剧中有钟馗与京兆尹、牛魔王、易根毛的对话：
钟（对京兆尹）你不是那被纱帽压死的京兆尹么？
尹是的，好在如今作官不要纱帽了。
钟要什么呢？
尹要条子，要洋房，要汽车。
……
钟（对牛魔王）你不是那良心丧尽的牛魔王么？
牛是我。
钟良心还在吗？
牛有良心的都失踪的失踪，落水的落水，作炮灰的作炮灰，（大吼）我要良心作什么？我要良心作什么？
钟（对易根毛）你就是那一毛不拔的易根毛么？
易我现在是易总长，主管财政。
钟还那么一毛不拔么？
易作风略改。
钟如何改法？
易主管财政，无非是弄几个钱。如今发明了用钞票，只要印钞机转几转，不是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么？（注：《捉鬼传》，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44—145页）
这段对话很简练，但概括的现实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勾画出反动官僚集团的穷凶极恶和贪得无厌。剧中为非作歹的“鬼”正是现实中那些残害人民的“人”。作者说：“我该感谢的是我这个宝贝国家，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可憎恶的生活。不有那样的长官，那样的将军，那样的霸者，哪里会产生出我的《捉鬼传》中的众家英雄？”（注：《捉鬼传·跋》）剧本写到钟馗并没有把鬼捉尽，受欺凌的穷鬼、店小二、店老板依然没有扬眉吐气，既符合当时的现实，又含有剧作者的深意，希望被压迫的人们“加倍的反抗才有生路”（注：《捉鬼传·跋》）。
三幕神话剧《嫦娥奔月》，采用嫦娥奔月的神话，赋以现实斗争的内容。作者说：“‘射日’是抗暴的象征，而‘奔月’是争自由的象征；这其中的经过，又是多么适当地足以代表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一部世界史没有超逾这个范围。”（注：《嫦娥奔月·序》）剧中写到后羿射日为人民除了害，但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转变为大独裁者，强娶民间女子嫦娥为皇后。嫦娥不满于被幽禁的生活，偷吃仙草飞进月宫。逢蒙和吴刚各自代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嫦娥的父母及三个姊姊，以及受灾与饥饿的人们“代表千载以还，善良的，无辜的，能忍耐亦终能反抗的广大的人民。”（注：《嫦娥奔月·序》）剧本结尾是逢蒙带领武装的人民推翻了后羿的独裁统治。剧作者把朴素美丽的神话同人民反抗强暴的壮丽斗争揉合在一起，反映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两部戏剧都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吸取了经验。《嫦娥奔月》的第二幕直接采用了《故事新编》中《奔月》的一部分，把嫦娥厌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生动描写搬上了舞台。除《捉鬼传》和《嫦娥奔月》外，吴祖光这个时期还写了神话剧《牛郎织女》、话剧《少年游》，现实意义不及以上两剧，但戏剧效果都较好，演出时受观从欢迎。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剿匪”、“戡乱”军事上连遭失败之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专制，因而国统区进步戏剧活动走入低潮。在剧坛趋于沉寂的日子里，田汉创作的话剧《丽人行》先后在无锡、上海、北平、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上演，犹如一声春雷，又一次震动了当时的剧坛，充分显示进步戏剧工作者威武不屈的斗争意志。
《丽人行》剧本完成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