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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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半年时间，进行了广泛的采访而后写成的。其时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策划内战。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是全国人民系念的地方。国民党谎称“东北没有中共武装”，把人民力量诬之为“敌伪武装余孽”、“土匪”，妄想使东北人民从做日寇的奴隶，转做国内反动派的奴隶。《环行东北》全书共十三章，征引大量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它介绍了东北人民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苦斗和反抗。他们没有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过一份干粮和一颗弹药的援助，在绝境里英勇斗争，因而产生了强大的抗日联军和东北民主力量。作品还介绍了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等许多人民英雄壮烈斗争的事迹，揭露了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内战的真相。作品还用了较多的篇幅报导了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给人民带来的翻身喜悦和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东北人民十四年的历史，是一部由悲哀、绝望到胜利、欢乐的历史。东北人民懂得，正是国民党政府过去出卖了他们，使他们痛苦地度过了十四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决不许“解放之花”因国民党的“接收”而“枯萎”，他们将牢记过去的历史，踏平一切阻碍而前进！因为作品如此尖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宣传骗局和内战阴谋，所以出版后不久，即遭到反动当局的追禁。此后，作者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又写了许多报告作品，先后收录在《光明照耀着沈阳》、《历史的暴风雨》、《为祖国而战》等集子里。作者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选取了最生动的故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傍晚，田野路上有不少队伍，毫不停息地朝四平前进。……从前面火线上下来的人，传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师一个通讯员，在激烈的火线上奔跑着，忽然他发现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地下——这块地方，每一刻时间都可能落下滚烫的钢齿，把这个小小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夺去。这个通讯员未加思索，一刻不停就英勇的往那子弹飞啸着的地方跑去——他就立刻把婴儿紧紧抱在怀中，冒着危险，追了二里地才在一条满是弹穴的街上追到了那个妇女，她一眼见到这个战士手中的婴儿，她的亲生骨肉，她痛哭着跪在这个战士面前了。通讯员把婴儿递到母亲的怀抱里，一伸手指给出城的方向，火线上的生死战斗在等待着他，他扭转身就往回走。那个母亲追喊着：“同志！——告诉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让我永远不忘记你！”通讯员扭转身喊：“我是八路，——我是八路。”这一个普通的通讯员在他的伟大的行为里，代表我们向全世界做了一个宣言：“为了无数同样可爱的婴儿，我们在战斗。”（注：《为祖国而战·一九四七年夏季战记》，收入大众文艺丛书）
一九四九年一月，作者随军穿过山海关，直下平津，迎接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年代。他又写了《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注：见《为祖国而战》一书）等长篇报导，反映了北平解放、中原和郑州解放以及武汉解放的情况，画出了英雄年代的风貌。刘白羽的通讯作品，基本格调是为人民胜利欢呼，为祖国新生歌唱，有强烈的政论色彩，激情饱满，文笔酣畅，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
曾克在抗战后期散文通讯集《光荣的人们》，这些作品是她在太行山区和延安时期写的，其中写到的许多人物，都是从八年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考验过来，并且还在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表现了女性作者对斗争生活独到的细致观察和特有的敏锐感受。《劳动的妇女们》用细致的文笔写出了太行山区农村妇女纯朴坚强的性格。正是这些劳动妇女们，她们在民族灾难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她们献出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担负起男子们留下的工作：农业生产，抚育孤儿，承担抗勤工作。作者从她们的生活里体会到了她们的痛苦，同时也感受到了快乐和希望。抗战胜利是由这样无数的无名英雄艰苦斗争赢得的，她们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乡居生活》是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体会。她成了群众的知心人，因此获得了许多写作素材，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通篇洋溢着作者热爱群众生活的感情，亲切感人。《挺进大别山》是作者跟随刘邓大军南征时记录下来的速写，这六组文章以活泼的文笔，反映了这一伟大进军。其中《送别》、《沙原上》、《史玉轮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等篇写得尤为生动，文字流畅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写景抒情，互相映衬，更显得轻灵可爱。
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是反映华东解放战争的两部长篇报告。作品重点报导的是年轻的人民炮兵在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成长起来以及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者是连队指导员，对连队成长过程十分了解，因此，反映的情况是朴实亲切的。这支人民炮兵连队完全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器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的，许多成员也是“新解放的同志”，为了完成“挺进到鲁南蒋匪占领区”去的任务，连队开展了多方面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情绪。十天飞速行军，克服了敌人干扰、山路崎岖、天热、缺粮缺水等困难，终于和整个野战兵团象尖刀一样插进了敌后，进逼孟良崮。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军五大主力之一“七十四师”，敲掉了蒋介石的一个狼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六十八天》是反映这个野战兵团和炮兵连队从沂蒙山区出发，沿陇海路东段向南推进，参加淮海战役的过程。作者对整个战役情况虽然了解有限，但他还是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这个战役进展的大致情况。我军越战越强，敌军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困在一个狭长地带上。人民炮兵在淮海战役中成长更为迅速，由连队发展到炮兵营、炮兵团以至于成为纵队，达到了和坦克兵团、步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巨大规模。作品还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反映了蒋军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灾难性破坏，反映了敌军官兵争粮、争水、士气沮丧等狼狈处境，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不同军队的性质和作风。全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加上三天行军，共计六十八天，歼敌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及其他队伍共计六十余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敌人南线战场上主要力量全被歼灭，为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这是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的再度证明，并充分表现了我军和人民力量是无比的强大。”韩希梁的报告作品，是用他参加斗争生活的经历和体会写成的，很少浮华雕琢，文笔粗犷质朴，战斗生活气息强烈，时代感也很鲜明。它为我们了解当年斗争情况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材料，并由此获得感染与教育。这正是作品可贵的地方。
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进而到取得胜利，又转而到解放战争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变化的伟大时代。进程是如此之迅速，规模是如此之巨大，内容是如此之深刻，其间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难以数计的。解放区产生的大批通讯报告，正是这场规模宏大的历史巨变的反映。与实际斗争相比，这里列举的作品是不算多的；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报告文学的一次大丰收。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包括群众创作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是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的战斗的一员，他们的作品不但是当年壮丽斗争的再现，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因此，这些作品即使在结构上和文字上还存在着一些粗糙和值得推敲的地方，但由于它们是火热斗争生活的反映，总是涂饰着不可重复的历史色彩，显示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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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三） 第一节：赵树理的小说
在小说创作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没有象戏剧、歌谣、通讯报告那样，形成一种有广大群众直接参加艺术实践的局面，却也同样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深入工农兵的实际斗争，从中激起创作的热情，汲取作品的素材，进行艺术的构思，一些有过较长写作经历的作家，象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风格，获得了新的成就；开始写作不久的作家，如杨朔、柳青、孔厥、马加、孙犁等，迅速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小说；更有大批初露头角的新人，包括康濯、马烽、西戎、束为、秦兆阳、王希坚等，以自己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内容、新的格调和色彩；其中有的是并非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也写下一些读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从而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时期。
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是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识字不多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作品，创作了《铁牛的复职》、《蟠龙峪》等小说，并且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选择了一条与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学道路。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响应与支持，所写的作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失散了。虽然如此，它们作为摸索和试验，为以后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进入文坛的（注：《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华北党校，专门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后，他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