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4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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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见到儿子一面。
其间包括了他的生日那天,他的孝顺儿子都没来向他祝寿。
这是自有宋以来从未有过的丑闻,让南宋国内的每一个人都不齿赵惇的忤逆。孝,乃汉民族的精神内核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无论谁与之相悖,都会被人所唾弃,哪怕他是皇帝。
皇帝呢,却振振有词。
这一年里每次应该过宫探望的日子到了,他都会抬出太上皇说的那句话,说:“我的病没好,不能,也不敢违背父命擅自探望”这样的借口反复使用,在半年左右终于过期,臣民们都不信了,心里也从最初的感动变成了厌恶。
皇帝不在乎,他始终缩在皇宫的深处不露面,面对质疑和鄙视,他的应对之道是把理由升级。那句话有效期既然过了,就扔掉好了。下半年他每次应去而不去时,都对外宣称是得到了重华宫的命令,是太上皇命令他不必过宫问安。
这是即时性命令,是每次他都准备好了之后,才由重华宫临时传出的。所以,不是他不孝顺,不看望老爹,而是老爹没兴致,不想见儿子。
看似拙劣的谎言,偏偏无数次之后也没被拆穿。理由无他,仍然还是那个无解的症结——面子。赵昚太好面子了,他怎么能主动站出去向全世界拆穿自己儿子不孝的真实面目呢?
那样,不仅是他儿子的耻辱,更是他的失败。
养不教,父之过。他这样一个一生追求高大全伟大形象的人,怎么会教养出这样一个混账忤逆不知所谓的儿子?
那会让金国的女真人都笑话的!
于是太上皇赵昚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始料不及更无法理解的现实,用无声来替儿子圆谎,把这事遮住了。
可是外界仍然渐渐地传开了,他的儿子、南宋帝国的第三任皇帝——赵惇的精神出了问题,似乎是成了精神病啦。
这只能怪赵惇的精神病症状比较另类,属于外露型的。如果他像北宋真宗末年、仁宗某一阶段那样,尽管有各种反常,但深藏不露彻底沉默不语,外人还是很难下定论的。可他总是在各个方面勇于表现自己是多么反常。
小的事无数,首先成年累月医生围在左右随时待命,时刻拿出救命的架势,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皇帝常年垂危。
相比医生,侍卫们更悲催。按说都常年垂危了,就安静地躺着算了,侍卫们也可以轻松些,不必每天早早起床,到宫门外列队等他。但赵惇偏不,他不请假,也就是说整个皇宫系统因为他的不请假而必须每天照常运行。
于是乎,每天黎明前侍卫们盛装列队全副銮驾等待侍候皇帝上班,而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见影儿。他们继续等,皇宫里终于传出命令。
陛下今天不爽,不上朝了不必长此以往,只需要连续六七次以上,谁都会脱口而出“有病”吧。这类事口口相传,在临安、江南大地上肆意传播,皇帝的病态逐渐成了臣民们公开的笑谈。
对此,太上皇赵昚痛心且无奈;李凤娘却无动于衷,她觉得这样非常好。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了。
赵宋帝国已经不能再阻止她了!
自赵惇祭坛发病以后,南宋“政事多决于后”。只是李凤娘的执政水平实在拙劣,几件事之后搞得她自己都兴趣索然。心烦之后,她重新调整了工作方向。
李凤娘开始全心全意地为娘家捞好处。
宋制遵循西汉初年刘邦所定的“非刘氏不封王”之制,严格控制外戚的势力。开国以来,不能说完全杜绝外戚封王,但人次极少,并且基本上是在某外戚年高且病将死未死时才封,属于提前追赠一类。李凤娘打破了这一切。
李氏“三代封王”,连她的侄子都官拜节度使。她归谒家庙时,推恩亲属二十六人,授使臣一百七十二人,门客都荫补进宫。临走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觉得家庙门前不那么恢宏,少了点什么呢?嗯,岗哨少了点。李凤娘下令增加防护侍卫。
人数比赵氏宗庙的还多!
回望皇帝本人,对这些却仿佛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他玩得很开心,主要体现在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上。
第一件:宰相、皇帝两不相见多半年。
这事儿的起因是一个人的职务调动。这人叫姜特立,赵惇某天心血来潮,突然间宣布,他特别任命姜特立为浙东马步军副总管,并宣他入宫,赐钱两千贯当行装费。
这里面透出了浓厚的亲近味道。
这让宰执大臣们非常不安。
姜特立是赵惇太子府时的旧吏,陪着赵惇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一路走来,是他的贴心近人。大家都知道,精神病态里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安全感,赵惇就是这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父亲是随时要废掉他之人;妻子是暴戾强悍随时海扁他,动辄就搞出人命吓唬他之人;满朝大臣不是太上皇的人就是他妻子的人,总之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姜特立这样的旧人是他所渴望的、急需的。
宰执大臣们明白这一点,更看出了这里的猫腻。上任前进宫赐行装钱,两人一见面肯定就分不开了,皇帝会借坡下驴,把姜特立留在身边任职。这等同于外戚、宗室干政,必须制止。
上面是公理,私下还有些恩怨。
姜特立本就是京官,仗着皇帝宠信公开收贿,是留正把他揭发并赶出去的。这时要回来,留正当然百倍警惕。
据史料记载,留正是第一个确信赵惇精神有问题的大臣,但他不说,并且在大臣们质问时义正词严地反驳,他恪守臣子之道,绝不会公开对外宣称皇帝有病,或者直接对皇帝本人说“陛下,您疯了”。
所以他很清楚,和皇帝讲道理是没用的,他直接威胁。
“陛下,四年前是我把姜特立贬出朝廷的,现在无故召他回京,是对我当年的否定。既然这样,我请求罢相。留我还是要他,您一言而决。”
赵惇沉默。
留正等了好几天,不得要领,觉得很可能是力度不够。于是他往前迈了一步,说:“某与姜特立,实难并立于朝,请早赐处分。”
这回威胁生效,赵惇有反应了:“成命已行,朕无反悔,卿宜自处。”
留正有些傻眼,皇帝的态度很强硬。事到如今,只有比皇帝更硬才行。他从即日起给自己放假,扔下首相位置和全国政务,回家躺着休息。
名曰“待罪”。
他等待了整整七天,帝国正常运转,皇宫平静如常。真应了那句老话儿,地球少了谁都转。留正抑郁,看来力度还是不够!
他搬家,从城里搬到了城外的六和塔,在那儿继续“待罪”。又等了三天,还是啥反应没有,他无可奈何地提笔写辞职信。
按宋朝惯例,到了这步,除非皇帝连续驳回请辞,不然留正罢相是肯定的了。可赵惇有新招,他既不批准,也不驳回,不管首相大人怎么折腾,就是啥反应也没有。
接连被忽视,留正终于无法忍受了。独角戏是吧,没观众是吧,那我就唱到底!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把入仕以来历次升迁所有的任命敕令都找了出来,打包送进皇宫里,以示与皇帝彻底决裂。
这一招无比刚烈,可以说再无丝毫转圜余地。相信全帝国的人都会喝声彩,首相大人有种。可惜的是,皇宫里仍然沉默
这该死的沉默,直接把留正玩死了。他难道真的愿意为了一个政敌可能存在的升迁而辞职吗?一辈子熬到了花甲之年才爬上了帝国首相的宝座,这可不是说扔就能扔下的!
留正有苦说不出,为了实践诺言,还得从六和塔搬出来,住到更远些的范村僧舍里,做出时刻准备远行回乡的样子。
唉,把自己顶在南墙上的人啊,想下来都难。怎么办呢?时间给了留正机会。他在范村里住着,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看似逍遥实则煎熬地度过了快三个月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九月四日是赵惇的生日,当时名叫“重明节”,按例百官要由首相带队集体拜寿。首相,由于皇宫深处一直沉默,留正仍然保有这一职位。那么他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留正去了,他穿起了久违了一百多天的首相朝服,神态昂然地回到了议事大殿之前。迎接他的,不只是似笑非笑的百官,还有当头一棒。皇帝下令,这一次拜寿的首领不再是留正,而是时任右相,也就是副相的葛邲。
百官们的表情更加微妙了,首相大人何以自处,是不是应该拂袖而去,甚至自绝于宫门之前?
只见留正呆呆地站了很久,之后慢慢地移动脚步,他走进了百官的队列里。没有自杀,没有离开,他沉稳地站着,非常平静。
好一会儿,有人才突然间明白过来。首相大人站的位置非常讲究,一点都没违反朝廷制度。那个位置是给少保的,留正除了首相头衔外,还有少保一职。
当天留正站在官员队伍里随波逐流给皇帝拜寿。仪式结束,他仍然出城,去了范村继续住僧舍。而皇宫深处也没有作出任何处理他的决定。
首相还是他。
时光继续流逝,转眼间又三个月过去。年底到了,冬至日大朝会上有个新节目,要给太上皇的妻子谢太后上尊号。这个仪式必须得由首相主持,再用副相,那是对太后的不尊重。这样,留正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赵惇派人召他回都堂理政。
顺便说一句,同时宣布的命令里还有一条: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但不必持诏入朝陛见了。
两宋历史里绝无仅有的一次皇帝、首相怄气,长达一百四十余天不见面,视国朝政务如儿戏的荒唐事件终于结束了。
天下舆论纷乱,说什么的都有。两位当事人倒是非常平静,留正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昂昂然、飘飘然每天上朝下班,毫无骄矜更毫无愧色;皇帝神色欢愉,面对久不见面的首相晴空朗月、纤芥不存,之前互不相让的较劲都不存在了。
这件事虽然很轰动,但在政治环境里并不罕见。世人早已见惯,只要涉及政治,什么样的怪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赵惇是不是个神经病,并不能用这件事确诊。
看第二件事:四川军权更替。
话说南渡以来军帅林立,威猛如韩世忠、奸猾如刘光世、无耻如张俊、精忠似岳飞,到头来都只是春梦一场,十余年后全部成了过眼云烟,能留下的只是一些传说而已。相比之,唯有蜀川吴氏兄弟生前游离于主集团之外,死后仍然独霸一方。
到了赵惇时代,吴家掌权人叫吴挺。
吴挺,生于公元1138年,为吴氏兄弟里弟弟吴璘的第五子,生来智勇双全胆略过人,很早就成了蜀川吴氏的第三代首领。
他很不容易,伯父死后吴家军被赵构一分为三,父亲吴璘只得了其中一份而已。幸亏之后完颜亮南侵、雍熙北伐等大战接连而起,逼着南宋必须倚仗吴璘、刘锜等宿将,这样蜀川的兵权才再度回到了吴氏手中。可吴挺照样过得如履薄冰。
他在蜀川掌权,他的儿子,准确地说是他的次子吴曦留在临安城里“侍奉”天子。谁都知道,这是人质。这就是临安与成都的关系,永远地、毫不懈怠地相互提防监视。
机会在公元1193年六月出现,吴挺死了,吴曦在江南,南宋皇帝只要按部就班地派人入川接收军权,就会拔掉这颗钉子。
这远比当年吴玠死、吴璘还在,而硬邦邦地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