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3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咛咸献迦诵吹内敬省＠锉哂小拔粑易驽诲芳币痪洌迅咛咸贤频搅烁呶蘅筛叩尼鄯逦恢谩�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你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你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独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要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取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陈瓘说得有道理吗？看似有理，中国人一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搞来搞去折腾几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横飞、自虐自残，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情绪内核到底怎么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确。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谁给他的权力，把新党归为“左倾”、旧党归为“右倾”的？谁说两个对立的团体必须是左右对称型的，为什么就不会是旧党是左或者右，而新党是船中央？！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谬不可言。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见了活鬼！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拜托脑残无耻也要有个界限。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之所以我要着重地提出来，是发现它历久弥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1世纪都有市场，实在没法不重视它。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英雄》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九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脑子没被门挤过的，都知道后果是安乐死吧。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的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卑鄙手段，目的无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往往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树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乞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光风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可居然写进了宋史列传里，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可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讨账，想真正两清，旧党还得给出九年的利息。
年底时重拳出击。
以蔡卞为首，新党组成的史学团队耗时一年，拿出了新编的《神宗实录》。这是针对由高滔滔主持，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修撰的第一本《神宗实录》的反驳。新、旧两本书差别非常大，简单地讲，神宗即改革，两者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很多的事截然相反。
把这本书重写，一来给神宗正名，二来给改革派正名，这是清算运动中的坐标，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个东西，章惇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
之后的事是痛快淋漓的扒皮章成名经过。
先是把范、黄、秦等当年的主编贬职流放，接下来哲宗在第二年的郊祀大典上宣布，所有元祐时期的罪人遇赦不赦，永不录用。再到年底，打击面扩大，从元祐各大臣波及中层干部，导致开封官场大换血，各个职能部门变成了新党天下。
新党集团从这时起，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
第三年，旧账翻到了奶娘事件上，刘安世、范祖禹被再次降职，从长江边贬到了广东海南。这时章惇快意恩仇，看这些贬职的过程，扒皮章根本就没把旧党大臣当人看。比如刘安世从南安军（今江西大庾）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时，章惇想了想，不经意间想起了一些传说。
传说刘安世命硬，他妈妈在怀孕期间进四川，从马上摔进山谷，大家都以为她死定了，没想到一棵大树接住了她。这是没出娘胎第一劫；长到10多岁时，刘安世得了眼病，远近名医束手无策，眼看着生活没法自理变成残疾，可是一位兽医出现，居然把他治好了之后否极泰来中进士当高官，位极人臣。
大家都说刘安世命真好。
是吗章惇看了看地图，你命好，那再往南点，去昭州好了。
以此为例，把贬人当游戏。苏轼字子瞻，好，去儋州；苏辙字子由，查地图没有由州，找个形近字吧，由与田相近，贬他到雷州；刘挚字莘老，莘、新同音，贬他到新州。
其他人以此类推，九年间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元祐党人成了章惇的玩具，生死荣辱全在他一念之间。回望屈辱，这是大丈夫牙眼相还、酬恩报怨，不亦快哉！
可向更远处回首，当年满怀兴邦救国热情的青年到了哪里，这时满心酷戾一意泄愤是他的本来面目吗？
所幸的是，章惇始终没有忘记新党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没像那些卑污的旧党人那样除了党争之外什么都不做。在他的领导下，宋朝迅速焕发着生机，很快就取得了神宗朝都无法想象的辉煌。
第十八章 西线百年第一人
生机与辉煌是同步出现的，分别体现在国家的内外两端。生机遍布在全国每一个角落，在元祐九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