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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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为您道德高深,一把胡子?开玩笑!
按说这也是范仲淹自作孽,不可活。你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砦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要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凭空生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现在懂也晚了,韩琦这位君子,嗯,他也是新政人物,也算个君子吧,在内部斗争刚开始时就用上了小人手段。
他不用上书讲理这样的老套子,而是给皇帝提了个醒。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了超级节度使了。仁宗立即明白过来,爱卿说得好,这是根本国策,撤。
于是四路都部署撤销,郑戬被派往永兴军。水洛城的事他再管不上了。决策权到了尹洙的手里。
这些小动作瞒不了范仲淹,他也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办法注定了不多。谁让他是光明正大的呢,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最后达到终极目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正孟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上书说事一条路。经过他几次努力,皇帝终于同意,派人到西北实地考查,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
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尹洙接到自己握有否决权的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派人通知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立即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无效,刘沪理都没理,反而加紧了进度。
尹洙大怒,下了第二条命令,你们俩马上到泾州城来,向我述职。结果再次无效,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得更欢了。
尹洙暴怒,点名叫来了一个在整个西北通杀的大人物。狄青,你带人马上到水洛城去,把那两个目无法纪,蔑视上级的混账东西抓来!
这就是狄青的悲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标牌。尽管韩琦不给他好脸,尽管范仲淹对他是那样的器重,可是最初赏识他的人是尹洙。为人要厚道,不能忘了恩情。
于是他只好带人杀向大后方,把刘沪和董士廉抓了回来。要说尹洙真是狠,可能是战场上一直输,一肚子的邪火没出发,他把两位同党派的同僚扔进了监狱,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事真的闹大了,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没掉,但是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给出的命令是多么的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作了两篇文章,《闵忠》、《辩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闵”?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闵忠寺”纪念征东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辩诬”
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就逮捕时起,就戴上了40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给这两人上刑,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是说谎的,刘沪在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不得医治的症状。
事情在这一年的新年时有了结果。两件事,滕宗谅、张亢贪污案,水洛城修建打闹流血案,都有了个说法。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失败结束。新年伊始,迎头一棒,这就是万象更新的好兆头?这事儿没完,必须得争得清楚明白。可是没等范仲淹有行动,御史台方面有了新招。王拱辰更加愤怒了。大好时机,趁火打劫,他从新年开始就给自己放了大假,不来上班了。
“滕宗谅贪污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只降一级,不能服众。必须再降,不然我就辞职!”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御史台重新沸腾,人人跟着长官走,那形势比当年郭皇后被废时的都热烈,吕夷简都没享受到整个御史台的弹劾。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了岳州。
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对此范仲淹无能为力,他非常想帮他的老朋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有两点,一是他得罪的人很不妙,皇帝对他早年的印象就太糟;二来他本人的工作重心必须得转移了。水洛城事件是他必须得赢下来的砝码。
和御史台是正面对抗,水洛城是他后院起火,自己的团队内部关系一定得先捋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但是结果算是有那么一点用吧。
硬的,他坚定地站在刘沪的一面。他对仁宗说,当初修的时候,是原四路都部署的指令,刘沪没有违规。尹洙要他停的时候,朝廷里正在争辩,他不奉令也算不是有错。何况刘沪是沿边名将,国家应该爱惜,这样就处死,小心冷了边关将士的心!
软的,范仲淹选择了安抚和妥协。他给了尹洙一个大面子,甚至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建议皇帝把尹洙调进京城,直接从馆阁人员进入两制,成为仅次于两府宰执的高官。
这样,边关方面就应该平静了吧。
他想得很美。可惜同一片阳光,在不同人的心里会映出不同的阴影。尹洙拒绝他的“好”意。范夫子,真想不到你也会耍手段。
把我调进京城,成了两府的下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我了。尤其是把我提升,只比韩琦差半级,让我们内部分化,像韩琦和你那样分大小。是不是这种用心?
范仲淹摇头叹息,要取信于人,竟然是这样的难。同一时间,仁宗也在叹息。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皮球又踢回给了他,怎么办,只好再派人去实地调查,希望这回能有些转机吧。
转机却出在内部。关键时刻,新政君子们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是知谏院方面的孙甫、余靖、欧阳修三位大佬,他们给皇帝上书,出了个主意。首先强调,他们一致拥护范仲淹,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城一定得修,但是事已至此,边将失和也是要不得的。各打50大板吧,两边都疼,或许就都不疼了。
他们连具体的办法都替皇帝想了出来。可以派人先对狄青说,刘沪修城是有命令的,你抓人太莽撞了。可是现在放了他,就会降低你的威信,这也是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就由你出面,去放他吧,以后他再犯军令,可以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对刘沪讲,你不听大将军令,这就是罪。念你修城有功,边防劳苦,所以让狄青放了你,你去把水洛城修完吧,算是将功赎罪。
至于尹洙,半点都没有再提他。这是变相的照顾,您就置身事外吧,谁让您上面有人,脾气又大呢?虽然说给狄青的话,句句都是给他听的。
水洛城事件就是这样结束,这座建在边境内部的“要塞”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份建成,然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它本来就没什么实际用处!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是容易的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中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没抓住重点。这期间,他不是三方面对抗,而是有四个敌人,最重要的那个,不是他摆不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人,才是决定他一生成败,新政成败的关键点。
皇帝。
请问您把皇帝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把新政君子们集合起来,排好队,挨个问过去。因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他们都没想过这事。
截止到这里,往前看,有件事可以稍微地证明这个观点,可惜只是个苗头,各位大君子当时根本没留神。就是贬谪滕宗谅事件。历代史书,包括现代宋史研究者,都说是因为滕宗谅早年得罪过仁宗,还有为了节约边关开支,所以才动了他。
不对,我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
得罪仁宗的人多得是,滕宗谅那个奏章算什么,比他更尖锐的多得是,赵祯都原谅了,为何单单只难为他?至于边关问题,钱永远都是小问题,只是要千万注意,要看是谁把钱掏给大兵们的!
还记得宋初第一军人曹彬当年被降职的原因吗?他拿自己的钱,给边关将士打赏。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死罪。你想让边关将士只记得你的好吗?!滕宗谅、张亢、种世衡等人犯的都是这个毛病。区区几万贯钱,开封城里随便指个人家,都能拿得出来,根本就不可能对堂堂大宋国库的损耗产生影响。
处置他,完全是对君子们的一次警告,可惜范仲淹等人半点都没察觉,这样才有了当年四月七日的那次著名的谈话。
那一天,仁宗把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各路高官都召集在一起,说了一句话。“各位爱卿,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请注意,正规场合,全体大臣,这句话是什么味道?对谁说的?说时是发自怎样的心情,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