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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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是NDR电台的斯考特·西蒙，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许多电话是关于今早对您的采访一事。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您的同行们打来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问您是否我们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那些打进电话想跟您说话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谢了他。

当我给W教授打电话时，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筒在我手中还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学经济系的斯达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讲话，我只想以上帝的名义问，你是怎样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那个下午我又打了三次电话，在刚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萨斯的口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W教授？我是蒂莱带尔教授，从奥斯汀打电话。你是一个肚子里只装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吗？”

那以后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一天当科伦正坐在厨房里喂卡勒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从收费代理处打来的。他们查到了我们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们交纳遗留下的汽油帐单。“我们的记录表明你允诺月底前要偿付这笔费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从没允诺过那种事情，”我说，“上个月，我给我们房子定购了50加仑汽油；卡车送来了200加仑，这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200加仑油已送到了你的去处，史奈德先生。”

“我没有要200加仑油。”

“我们已经跟您妻子说过好几次了。”

“噢，是吗？你现在正在跟我讲话，我不想让你们再打电话给我妻子了。”

“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史奈德先生？”

“把帐单送给汽油公司。”

“我们没有送帐单，史奈德先生。”

“我会自己送去的。”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要违背你说在月底前付帐的诺言，是吗？史奈德先生。”

“不要总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断电话了。”

“你不要那样做，史奈德先生。这里是收费代理处，难道它对你不意味着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想要一个回答？”

“它对你不意味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话吗？”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话是：不，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他妈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谢谢，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联盟运动场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吗？”他问。

我告诉他没有。“我想我不能对我的收入撒谎。”

“你只不过在对一台计算机撒谎，仅仅如此，”他说。他已经对我没有耐心了。“这个国家完了，朋友。告示到处都是。AT&T公司辞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它意味着合同破产了。”

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位商业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达特茅斯的爱摩斯·塔克学校里教书。“他有一个从南方布朗克斯市来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站到一起，问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位父亲说：“教授，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会看到这里也会燃起火焰的。”

我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开始寻找我的球。“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得到的。”他愤恨地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民阶级，一个越来越庞大反而越来越被剥夺掉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的下层社会。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把自己变得近似疯狂。我的一个兄弟在米尔抱其当警察。他告诉我有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们要让我们总有一天付钱。一定会让我们付钱的，因为他们会尖叫着跑到这个国家的郊区，跑到乡村俱乐部的头等茶屋，他们会用枪对着我们喊：‘交出钱来，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过得太好了，活得太长了！’”

他的脸微微泛红，我都能看到他面颊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们别找球了，”我说，“我可以买些新的。”

“不，不行，”他说。“自从我停止挣钱以来，我从来不会从丢失球的地方走开。这些球每个值一块多钱呢。”

几天以后，我父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讲述了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进了他们的房子，并且把卧室中沙发上我继母的笔记本偷走了。“我们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说，“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仅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他这一辈子从没动怒到伸出拳头的地步。现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遥远，不能保护他。我为此感到怕。当我听他说话时，我记起最后一次我们说话时，我说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这看起来似乎保证了我将能让他对我曾经要求过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满意，那就是当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和继母分开。作为一位牧师，他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老夫妇身上，他一直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残忍的事。

“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电话里喊着。然后他继续大声地、疯狂地说这个国家是如何在浪费，因为政府剥夺了学校祈祷的合法权利、认可了堕胎、收了中产阶级的税、给了私生儿的福利妈妈报酬。我从没有听他那样说话，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战争中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兄弟，”他冲我喊着：“查理·布莱克莱吉在诺曼底死去了，拉尔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为什么？这些男子汉们为什么而死？”

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任何税！”

“我非说不可！我要告诉你刚才——黑莱锐·克林顿正在操纵整个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认可这些，要么就别瞎操心！”我也喊起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听到我取笑总统尼克松时，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又说了一遍：“要么认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记得吗？”

我没等他说话便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离开屋子，开始沿着人行道跑向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弯又跑了五里到了凡尔茅斯，一路上想着我的父亲是如何努力工作来支撑我。我记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车的内部，另一份工作是给货车装运东西。如果他在我的处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资支票没有了，他是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无论它的薪水多少，无论此时生活境况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会凑合著活下去。

在凡尔茅斯，我跑过缅因州几家最华贵的房子。它们沿着路边植了树的宽大街道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继续跑着，身边擦过的有保姆，她们正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还有慢跑的人，他们的胳膊准确地移动着，就像钟表的指针，他们的身体那么结实和瘦小，以致于我无法分辩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电话，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够照顾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曾告诉他，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内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我来到了老滩路，我们在回到缅因州时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开车来过这里，这里站着一位警察，禁止公众入内。我记得原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片海滩，我不知道这位新主人是谁，他雇了这个警察拦住像我这样的人，不许入内。他们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说话。我有点狂乱了，甚至认为他渴望着要和我说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打声招呼，然后他会告诉我这家人是谁，谁雇了他来监护他们神话般的生活。当我走近别墅时，我减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个像这位为富人工作的人会立刻看出我失业了，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这样，当我更走近了时，我意识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闪亮的黄色手枪。

它触怒了我。一个发光的黄色手枪？再走几步，我看到那只是一个水枪，他是一个可充气的、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合身地穿着警察的制服，大概是从某个老服装店久已被人忘记的夏日储备产品中拿来的。

我开始笑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愤怒中。我沿着大街往回走，在人行道上寻找某个尖东西以戳穿这个模型，我所找到的只是一支比克笔。当我面对面地站在那个充了气的警察前时，我却失去了勇气，走开了。我回到家，从挂在厨房椅子上科伦的衣兜里拿了支票本。我走出去进了仓库，检查了一下本子上的数字，希望发现或者科伦或者我减错了。我把数字记到盛着羽毛球的木纸板箱的背面，写成列式。钱在渐渐消失，但写下来能让我冷静一下。当我看着这些数字，我感到满意，这种满意一定是会计们在净化提纯人们复杂的内心渴望及技术力量后仅剩下了数字时感受到的。我抬起头来，此时已是美丽的夕阳时分，一缕深桔色的光芒透过正在蓬勃生长的雪松树林，在草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我翻转了一下羽毛球箱，放在我大腿上，凝视着一个幸福的美国家庭，妈妈、爸爸，儿子还有女儿，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羽毛球比赛。整个场面是那么明显地被虚构出来，这本来应该让我大笑，但是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越来越愤怒。这儿是一个儿子，应该好好地照顾他的父亲，当他父亲年老力衰的时候；这儿是一个丈夫，他没有使他的妻子痛哭。所有四双运动鞋的鞋带上都扎着相同的蝴蝶结。预算的数字仍在我脑海里游荡。如果以每个月2000元的水准生活的话，我们的钱只够维持到十二月末。仅半年时间。我举起了箱子，一脚踢穿了它。看着那张破碎的脸，我想那才是到这个现实世界上来的表情。

当我告诉那个商人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的温怒表示赞许，而是一副焦虑的神情。他告诉我他邂逅了一个小组，每周的一个晚上要到波特兰参加这个小组。他们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里见面，集会的意义在于学会不要苛刻地去判断自己。他邀请我跟他去，我就知道我不会再去小联盟运动场了。

“这周星期三晚上我们见面，”他说，“我可以转回来接你。”

“或许下周，”我轻轻地说。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他转身前，他说我应该有一份好的生活保障单，这样在我发生了万一的情况下，我的家人还有些保障。

“压力，”他说，没有看着我，“它是一个真正的杀手，你知道吗？”

我使自己相信他是对的，20万美元的保险单会给科伦提供足够的现金买一套房子，如果我死了的话。

麻烦的是，作为一名烟民，我将不得不支付非吸烟者所交纳的每年保险费的两倍。所以我向保险公司的人撒了谎，吹嘘我的祖父是如何的长寿，我的强健的身体并且发誓我不吸烟。

我给科伦的母亲打电话，她是一名护士，我问她的建议。“这些人可不是傻瓜，”她说，“他们会派人去你家里给你验血验尿，尼古丁就会暴露出来。”

在实验技员来验血验尿前一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