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夫人-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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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西塔辛和巴科·贝加亚纳是能有根有据说话的人，但他们持慎重保留的态度。只有奥布杜利娅装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一无所知。
“庭长夫人！哼，庭长大人还不是和一般女人一样……我们也不比她差。她只是生性冷漠，不好交际，加上她那种无可指摘的女人傲气，才使她变得含而不露。这么一来，大伙儿就不敢议论她……可像她那样的女人多着呢……”
凡迪纽夫人的这种不阴不阳的话几乎在哪儿都没人相信。但人们在责骂她胡言乱语的同时，却将她这番话传开了。奥布杜利娅说话从不思考，张口就说，有时说的和想的还不一样。她常常恶语伤人，而自己却没有发觉。她认为，庭长夫人最大的罪行（其实她也认为没有那么严重）是随大流。“在马德里和国外这算不了什么，但在斐都斯塔，人们一边假装对已很时兴的某些自由主义的行为惊慌失措，大声咒骂，同时，本人却又偷偷地那么干，真是俗不可耐。可是，对那些从不洗澡，只在给孩子洗澡时才用海绵的女人们能期待些什么呢！”奥布杜利娅和外地人说话时，总爱说斐都斯塔女人虚伪、不讲卫生，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请相信我，”她一再说，“她们的身躯从来没有接触过海绵，平时洗脸就像猫一样，还像古代人那样欺骗丈夫，真是又脏又蠢！”
安娜多年来早已对人们那种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漠的目光习以为常，所以，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散步时或剧院里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不在意。但万圣节的那天夜里，她却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赞赏，并不像以前那样将它看成是好奇、嫉妒、恶意的表示。打从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后，安娜的脾气变了，她好像从一个枯燥、寒冷、令人厌恶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阳光、温暖的场所。她将这种情绪上突然发生的变化迷信地归功于上天的意志，认为老天爷决定事物的进程，就像经验丰富的作家，对每个人命运中该发生的事做出安排一样。虽说她并不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其他人，但用到她自己身上，她认为相当灵验。她深信，上帝经常在对她启示，让她有机会获得教益与忠告。这也许是安娜宗教信仰方面最深沉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为、命运、痛苦和欢乐都给了直接的、明显的、特殊的关怀。没有这种信念，她就忍受不了在她悲伤、乏味、常常走错道路的一生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她认为，自己陪着一个庸庸碌碌、脾气虽好生活方式却令人讨厌、怪癖成性的男人生活了八年（那是没有爱情、没有火一般激情的八年），如果不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那她早就没法忍受了。她相信自己的信仰正受到上帝那无形的眼睛的赞许。无所不见的上帝也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样的信念，免得被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本性所动摇，走上歧途。
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她发现了“美好的灵魂”，发现了“超越斐都斯塔的精神”，她将这种发现归功于上帝，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启示。
现在，安娜见到那个仪表堂堂、骑着高头大马（马的欢腾打破了令人忧伤的寂静）的人后，内心突然发生了巨变，她毫不犹豫地相信她内心发出的那种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的呼声。她离经叛道的时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长。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想着下面的事：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是荒唐的，爱情是年轻人的权利；斐都斯塔是平庸之地；她丈夫只是个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躯体洁净而没有保持心灵洁净的义务。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她丈夫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堂维克多称为精神（这是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告诉他的）的东西就是她生命的根本，那才是真正的她。这方面的事她没有必要对他负责。“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泪流满面；我想做梦就做梦，我想梦见谁就梦见谁；我的身躯不作孽，但我要让自己的灵魂沉浸在幸福中。我想到那些事情，就感到愉快，而不懂那些事情的人却禁止我那样做。”这种种想法安娜觉得像旋涡似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飞舞，她已无法控制，好像是别人的声音在脑海里轰鸣，使她又害怕、又高兴。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但她为自己进行辩护，她在欺骗自己，让这种叛逆的思想自由发展。
她就这样来到剧院。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对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多的请求让了步。虽说她怕这实质上就是某种约会或承诺，但她还是去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穿衣镜前时，觉得镜中的安娜要她做出解释。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吧，我去。不过，我这次去显然要对自己的名誉做出保证，我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突然侵入我干枯灵魂的这股自由风会刮到什么程度。不过，我去看戏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有损我尊严的任何约定；我离开那儿时，名声也不会遭到损害。”
经过考虑，做出决定后，她便竭力梳洗打扮得漂亮些，头脑里不再怀疑堂维克多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之类的事儿了。
①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贝加亚纳家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斐都斯塔人管包厢叫“口袋”，因为它和其他包厢有一道板壁隔开，显得比较隐蔽。对面是梅西亚和俱乐部其他几个高雅人士的包厢：几个银行家、一个有爵位的人和两个从美洲回来的人，其中的一人准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此人有戏必看，而且喜欢诗歌。正如他自己说的：“诗和拥有健壮的身体，是两件大事。”他还以数百万比索作后盾，宣称自己是戏剧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这是堂弗鲁托斯常说的一句话。这句不怎么文雅的话，是他从一份严肃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学来的。“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每次他评论一出没有教育意义的戏就这样说。反正他只要“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责怪作者，甚至说作者辜负了广大观众，让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堂弗鲁托斯处处都想“得到好处”。下面他说的话就足以证明：
“什么曼里克爱上了莱昂诺尔啦，公爵钟情于某某夫人啦，无非都是为了个女人在你争我夺，直到她和那个不修边幅的诗人跑到另一个地区。这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们就不说堂弗鲁托斯对剧本像吵架一样进行严厉的批评吧。现在说说堂阿尔瓦罗。他的包厢最引人注目，吸引了老妈妈和姑娘们的目光，甚至吸引了斐都斯塔一些公子少爷的目光。这些公子少爷不指望在那高雅的一角受人青睐，因为这是以自由党头儿为首的见过世面的人的天地。那些年轻人大部分在马德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至今还保留着在那儿学到的习惯、举止和表情。他们模仿马德里某个俱乐部成员的行为，在包厢里大声交谈，有时还和演员对话，向合唱队员和舞蹈演员说恭维话或下流话；他们嘲笑舞台上出现的那些衣冠不整却浪漫情调十足的角色。在家庭道德方面他们都是怀疑主义者，不相信妇女生来就贞洁的说法。关于这方面，堂弗鲁托斯也不例外。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轻视真正的爱情，却一门心思、全力以赴地勾引女人。他认为，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没有情妇是无法生活的。像他那样的人都有情人，而且都是轻而易举搞到的。女演员们出于虚荣，模仿大城市腐朽的习惯，吞下了他们的诱饵，被他们勾引到手。被淘汰的女舞蹈演员、嗓子有病的女歌手、年轻时多愁善感的中年演员，都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讨好她们，送东西给她们，玩腻了就抛弃她们。这些人大多是无能之辈，如果不是凭鼓鼓的钱包，如果不是被追逐的女人容易上钩，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
在这群人中，真正能勾引女人的只有堂阿尔瓦罗。众人既嫉妒他的运气，也羡慕他的仪表，尤其是那个绰号叫“火枪”（过去又叫“大学生”）的贝贝·隆萨尔。他就在对面包厢里，在贝加亚纳家包厢的旁边。他是另一个“口袋”中的核心人物。他试图在奢华。放纵和郊游诸方面与梅西亚等人一比高下，但是上他包厢里的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其中不少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犬儒主义者；他们不是勾引女人的人，而是用金钱购买女人的人。这另一只“口袋”的长期租用者有隆萨尔、佛哈、帕艾斯（他女儿另有包厢）和贝多亚纳，此人是以淫乱闻名的公证人。他善于在乡村中发现处女，还和村镇里那些拉皮条的女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他花去不少钱财。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雕塑家，他不搞雕塑，只是冒充考古学家，从事古董交易；还有一个预审法官，此人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廉洁奉公的法官，不易接近，缺乏教养，凶得像只豪猪；另一副面孔是社交能手，臭名昭著的有夫之妇的追求者和遭爱情欺骗而痛哭流涕的女人的安慰者。另外，包厢里还有保守党里的三四个老色鬼，他们都是市府委员。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是政治。这些人都是付了包厢钱的，俱乐部成员只要和他们中的一人有点交情，就可以进这包厢，对此，隆萨尔提过意见：“先生们，这儿成了顶层楼座了。”他说了几次，但不管用。常上那儿的有小华金·奥尔加斯和从马德里到斐都斯塔的几个年轻人。有些土生土长、只跟首都沾了点边的人也往里钻。梅西亚的那个包厢则受到尊重，有地位的人才敢上那儿去，为此，隆萨尔非常恼火。他那个包厢里的人有时还向舞台扔硬币，以抗议对面包厢的人衣冠不整。几个骄横的人还当众抽烟，将纸团丢到乐队里令人尊敬的秃顶乐师身上。顶层楼座和普通座位上的观众不时地呼喊，让他们遵守秩序，但他们报之以挑战的目光，表示对观众的蔑视。他们还跟另外包厢里的朋友说话，跟那些俗不可耐的小姐公开调情，真是斯文扫地。这些小姐从不结婚，保持青春常在。她们成天嘻嘻哈哈，吵吵嚷嚷，不注意约束自己。这样的女人为数不多。多数女人却过于严肃，她们发现人家在注意自己，便像古埃及的雕像一样板起了面孔。
每次马德里的剧团在首演一出颇受观众喜爱的戏时，隆萨尔的包厢里便有人大声地争论，这时地方主义观点往往占上风，这也很自然。斐都斯塔从来没有出过杰出的剧作家，因此，对外面的剧作家心怀妒恨也不足为怪。隆萨尔包厢里的人不能容忍“什么东西都是马德里强”这样的论调。一次，他们还宣称对喜剧表示蔑视，因为马德里人很喜欢它。斐都斯塔人不接受别人强加的东西，不愿意人云亦云。歌剧是公证人和市政府官员最喜欢的。为听一曲四重奏，他们愿大掏腰包，以为那音乐来自天上。其实那音乐听起来就像卷席子时桌椅在地上拖时发出的响声。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