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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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号香港PLAYBOY（《花花公子》——编者注）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之后，他应酬大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盦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6 星火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义理之性宋明理学用语。即“天命之性”、“天地之性”，，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