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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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
03 乱世的地丁和杜若
这里正在准备两项国际性的座谈会。尽管作家几乎称不上专家的职业，但是无一不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存在：对自己必须不停地念叨已经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对森罗万象多情多恨”这一呼吁。因此，在这样一个以多种多样课题显示非专业人员的看法，而且还是一个接受批评的机会，就自愿地前来参加。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抱着这样的愿望：把所谓依靠语言和想象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异化这种小说独特的力量，同文学以外的自我表现，想经常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作家对于情况就是这么说的，对于使自他双方都能接受的表现，也可以用脱离小说的语言完成。如果不这样，那自己就只能算一个靠耍嘴皮子的常识家，这个形象令人感到羞惭。我是常常从这种经历走过来的人。同时也想到少数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识分子，不过也觉得既然以作家这种滑稽工作为终身职业，干多嘴多舌的人干的事，难道不可以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么？
另一个国际性的座谈会是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大会。我在去年作为日本笔会的任务，完成了描写核武器攻击广岛，长崎，具体地说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惨祸中活下来以及痛苦地死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的作品集。（《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集英社文库）
由于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努力，这个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书，即将稍微改变外形而出版英译本。它将在５月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之前完成，使来自外国的众多参加者，以及从事与文学相关工作的知识分子们都读到它二论”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由“现象世界”（现实世界）和，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必须在这个座谈会上谈一谈这个短篇集的特点。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优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长崎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国文学事业中代表今天的新兴力量的作家，曾经发表了批判“原子弹法西斯”的文章。还有与这位作家齐名颇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说，希特勒残杀犹太人是可憎的，紧接着便说，用法西斯主义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说，这就是我国文学状况的一个侧面，您，特别是在欧洲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请您先读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后再予以思考。
我国年轻的文学家们对于语言的定义，有时表现得迟钝和不准确，其程度令人吃惊，这也是我国特有的。比如法国、德国、波兰的作家们，对于法西斯主义一词从不暧昧地使用，所以能够期待他们作出应有的反应。
不过我最热烈期望的是，谈论一番向来对政治语言彻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说沉默并凝视的作家井伏鳟二的短篇《杜若》具有的强烈信息。请先读翻译的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东西方不同角度表达对井伏鳟二的看法，我梦想如此这般活用座谈会的时间。既然翻译的作品业已准备就绪立于具体事物和人心的绝对永恒不变的概念，他称为“理，我以为那的确是化为现实的梦。
井伏鳟二的《杜若》，从提示温和的然而轮廓鲜明的形象开始，它是文库版本大约２０页的短小作品。写的是战时一位为躲避轰炸而回到故乡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经历，用“私小说”的写法作了生动的记述，于战败后第６年创作的。
广岛市区被炸不久，我在福山市近郊的朋友家看到杜若花盛开。单瓣，紫色。停战命令刚刚发布，也就是刚过８月中旬。往常，这个季节的杜若已经结了鲜绿色略长的和尚头式的子房。原来此处盛开的是迟开的杜若，它长在离其他杜若群生的地方稍远的地方，从挺立于水面的剑状叶子中抽出绿茎，上面顶着一朵扭着弯弯的花苞。开头，我是站在朋友家厢房的二楼上看它，以为水面上漂的是点心包装纸什么的。
为什么把广岛市区的被炸和杜若花怒放这种只有横向联系的事象并列在一起呢？读罢小说如果找到两者之间牢固架起的想象力之桥，对于这短篇的理解就算是成功的。
小说紧接方才所说的开头，从广岛市被炸当天在福山市的所见所闻，说到福山市本身曾经被炸的经历，并且叙述了当时就被原子弹炸死的知友的子弟，以及某某被炸当时没有死，但是蒙受着巨大痛苦等等传说和对此而发的感慨。接着也谈了作家自己战败之后立刻得了胃病，后来转为不眠症，被动员去分配军队的贮存物资，这部分在叙上略带喜剧成分。摆脱了这些被指派的杂活，希望返回东京的作家，到朋友家里去谈别的事，当天晚上居然没犯不眠症，睡得很好。“天亮时醒来，打开窗户一看，看到眼下的水池里有异样的东西。打开电灯，延长电线让灯光照着池子的水面。我不由得目光旁视立刻关上电灯，也关上了窗子。漂在水池水面上的确确实实是人。杜若丛生于水池的一角，离杜若不远的位置漂着紫色纸片或者别的什么。仰面朝天漂在水面上的人的脸接近那紫色的东西。
那人体是怎么回事，对于它的说明是通过对话进行的。于是立刻叙述起杜若的怒放。
“听说是个半疯状态的姑娘。在广岛工厂干活时已经是半疯了，后来遭到轰炸便回到福山来，回来这天又挨了炸。听说又挨了踢又挨了踹。”／我从窗户里俯视那水池。那是一个大小一亩左右的长方形水池，从和它并行的小河中把水引过来，那水仿佛落进它旁的小水溪。就在这落水口周围丛生着杜若，离这些杜若不远处有一丛单独生着双股叶的，抽出的茎上开着紫色的花。通常此时杜若的子房已是见老的季节，所以尽管是怒放的花，然而却是花朵发干而且有些僵硬。难怪我初看时分不清是纸片还是别的什么。／我问：“那杜若被什么所迫才绽开的？”／木内说：“是啊，这个季节那种花居然开了，可真把我搞胡涂了。”
这样的回答之后，似乎阻拦作家提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杜若和被水淹死者的话题一般，把话题一转便结束了小说。木内说：“那杜若花和这杜若花有云泥之差。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开花也不同了。这花开的也真够混帐。”
混帐的花，混帐这个形容词，如果用外国话来说就是dbCsurde，也可以译成没有道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一句，非常明显指的是原子弹轰炸以及此前的连续轰炸，以致地方城市被大火烧毁，也指现在谈话的人生活的时代没有道理，借谈话的一小段包括多种意义的技巧，我以为这是作者特意写进去的。
这杜若怒放，是诉诸人类精神的表层与深层的，要想读懂符号的意义，再举一个怒放的例子大概是有效的。这就是渡边一夫把生活于法国１５世纪前半期和１６世纪前半期各该时代市民们的日记翻译出来，并且以逐一加以说明的方法译的两本书：《乱世日记》（１９５９年出版）、《泰平日记》（１９６０年出版）。特别是前者，写圣女贞德出现前后的市民日记的一段，渡边一夫是这样写的：
“１４２３年将近年末的时候，黄色地丁怒放，人们大吃一惊，日记上业已记下。前边也有同样的记载。笔者理所当然地感到这真是‘发狂的季节’。”
随后，渡边一夫看到１４２９年左右畸形儿出生的记述，他接着说：“看得出１４２９年简直是发狂的一年，也许是我只看到发狂的事。话虽如此，这个《日记》的作者曾在两三个地方特意记下了那时以前，战火不绝的悲惨的隆冬之中，地丁怒放的事。使人感到，日记作者似乎心有所期然而面对人世间的一切抱着不安的心情，并且察知怀疑者藏于内心的梦幻一般。本来，这也许是唯我独有的妄想。任何时代都会有某些发狂的事，就人来说，也许天生就这样的毛病：总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最疯狂，末世末日观也许就是人的脾性。”渡边一夫这本书出版之后，年轻的历史家对于上述叙说给予批评。批评的内容主要说：日记本来是年代记式的恬淡文章，然而渡边却故作高深。地丁的盛开，畸形儿的诞生，和历史联系起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写日记的市民不过是把发生的事记下来而已。畸形儿诞生，或者家畜畸形，看看《泰平日记》上也曾提到的围绕“弗赖贝格的牛犊”的天主教会与马丁·路德的笔战，就完全明白，这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脉络上蕴藏的巨大意义是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