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1903-第1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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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有些不解，便召集谋士们前来商议。
杨士琦仔细看过战报之后，又对着直隶一带的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随即笑道：“宫保勿忧，徐天宝并不是真要杀到北京来。如果真是这样，他大可从热河出兵，进喜峰口或者古北口入关，哪条路不必山海关更容易？更短的？”
袁世凯恍然大悟，说道：“我真是当局者迷了，杏城旁观者清啊。那以你所见，难道徐天宝就是想当个东北的土皇帝？”
杨士琦说道：“这徐天宝虽然宣布革命，但是不宣布独立，还消灭了同盟会的蓝天蔚，可见与南方的孙文不是一路人。依我看，他眼下就是想趁乱多占地盘，拥兵自重，将来么~~想要裂土封王，当个东北王什么的。”
袁世凯眼珠一转，说道：“那么我就直接给他给他个东三省都督做做，遂了他的愿，好几种力气对付孙文！”
杨士琦想了想，点了点头，“此计可行。同时，我们要将他在唐山、永平、天津搞的那些产业统统查封，让徐天宝知道，宫保不是拿他没办法。如果徐天宝受封，那么就是我们的同路人，若不受封~~”杨士琦将手中的折扇一合，“哼哼~！”
“如何？”袁世凯问道
杨士琦笑道：“东北这块肉，俄国人和日本人早就虎视眈眈了，我们可以象咸丰年那样，借师助剿嘛！”
“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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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杨士琦所说，各国列强都十分关注中国形势，尤其是徐天宝宣布东北革命之后，各国列强的情报部门纷纷加大了在东北的活动，以打探虚实。
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沙俄是最先对辛亥革命进行干涉的一个。早在武昌起义许多天以前，汉口俄国租界当局就侦骑四出，“大力协助中国警方搜寻革命党”，积极向当地清政府提供线索，“以便逮捕那些有从事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
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最初估计它只是地方性的动乱，认为清军极可能“成功地将起事者镇压下去”，悍然拒绝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直到革命军连胜清军后，俄国总领事才不得不于１０月１８日宣布“恪守中立”。尽管如此，沙俄并没有丝毫改变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亲自致函陆军部，迫不及待地要求马上增派几个步兵连前往汉口“捍卫”俄国的“重大利益”。然而在沙俄的侵略计划中，增兵汉口毕竟只占次要地位。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正策划一项更重大的行动——联合日本对辛亥革命进行大规模干涉。当时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明显分歧，沙俄的这一个计划才落空了。
日本乘机扩大侵华的图谋，主要由于列强之间的互相牵制，没有如愿以偿。美国一开始就防范日本在中国采取单独行动。英国不接受日本要求两国合作共同维护清朝统治的建议，认为关于中国政体问题，不宜从外部进行干涉。日本政府顾虑欧美列强的态度，没有敢于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在行动上显得踌躇不决，摇摆不定，遭到国内一部分人的不满。日本“大陆扩张论”者、军部中的野心分子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频繁抨击西园寺内阁的外交政策；国会中的反对派指责政府在大好形势面前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舆论界认为把制订对华政策的领导权委托给英国人是“不安全的”，日本应该保持主动独立的精神。报刊上还发表对袁世凯的攻击性言论。
西园寺内阁鉴于日英同盟受到非难，日俄合作的声浪又日趋高涨，于1912年初，调整有关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一、在继续维护日英同盟的同时，加强同俄国的合作，趁俄国策动外蒙“自治”的机会，在内蒙伸展势力；二、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侵略活动，并积极向长江流域扩张。此外，军部中的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网罗清朝亲贵和内蒙古王公，搞起了所谓“满@蒙@独立运动”。
于是，东北的实际控制着徐天宝也成了列强争相拉拢的对象。但是各国列强拉拢徐天宝的目的却又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
对于美国，在塔夫脱总统资本输出的金元外交下，好不容易通过徐天宝这个代理人将美国资本变相输入了东北，自然希望徐天宝能给东北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美国是不愿意看到日本、沙俄的势力在东北得到加强的。所以，在一般美国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帮助下，塔夫脱总统明确表态支持徐天宝。
对于德国，威廉二世希望中国能牵制更多的沙俄军队，以减轻自己在东线的军士压力，所以他也是力挺徐天宝的。
对于英国、法国，情况有点特殊，由英俄条约、法俄同盟组成的三国同盟之中，英国、法国反倒希望俄国人在远东碰钉子。理由是如果俄国人在远东扩张受阻，就有可能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东欧来，给德国人施加压力，以减轻英国和法国的负担。在这个逻辑下，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支持徐天宝。
各国列强已经基本表态，袁世凯方面的东北都督的圣旨也已经送到，现在就看徐天宝的态度了。
201列强的威胁
话说英法美德日俄在沈阳都设有领事馆，这些领事们各个夹着文件前来东北大都督府约见徐天宝。熊希龄和郭松龄一文一武作为徐天宝的全权代理，接待了这些领事、专使。
常驻在北京的英籍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首先开门见山的说道：“我是来接受东北三省和热河的海关、邮政收入的，请你们将这些钱全部存入天津汇丰银行。”
熊希龄笑着答道：“对不起，我没有接到我们大都督关于交割税款的任何命令。”
安格联说道：“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南方所谓革命军政府，都已经与我完成了交割手续，现在就剩你们了。我国政府对徐都督擅自截留应该支付给我国的赔款一事表示很不满意，这将对我国承认你们的政权为交战团体很不利。”
熊希龄又笑了，说道：“第一，我们既然革命了，贵国与满清朝廷达成的协议，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第二，我们与南方革命党不是一路人，我们不收南京临时政府管辖，与各地军政府也没有隶属关系，所以贵方与他们达成的协议一样对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
帝国主义者从滦州的“兵变”中敏锐地感到清朝统治中心附近局势不稳，便立即采取了维护其条约特权的措施，是所谓保护措施就是从北京到海口的交通驻扎军队，帝国主义列强急切准备对京津铁路实行警戒，直接起因虽是滦州事件，但也与天津革命危机的加剧有密切关系。到12月中旬为止，英、法、日、德、俄、奥各国在天津驻军总数已达四千五百多名，另外分驻在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各地的约三百七十名。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驻军的作用既在于维护帝国主义者的既得权益，又在于防范中国革命在这一带扩大。
随后，夺取中国的关税是帝国主义乘中国革命之机扩充利权的又一重要事件，这件事是以海关总税务司夺取关税的统辖权而实现的。辛亥革命初起时，武汉革命当局没有马上过问当地海关的事。革命政权第一个接触海关问题并与海关当局发生交锋的是湖南军政府。10月22日长沙发生革命。湖南军政府一建立，即以湘军都督名义照会长沙关英籍税务司伟克非，宣布要接管海关及邮政局（当时邮政局附属于海关管理）。伟克非一面表示拒绝，一面向驻在北京的英籍海关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请示办法。安格联已经在筹划海关应付革命的对策，15日他已指示江汉关税务司不要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
伟克非根据安格联的指示，与湖南军政府展开交涉。军政府这时提出将关税收入存贮于政府的大汉银行，暂时冻结，军政府及税务司都不动用。这已经从原来要接管海关的立场向后退了一步，但伟克非仍不接受。他在翟比南的支持及从旁配合下，向革命当局步步进逼。他声称革命政府的银行“靠不住”，军政府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他暗示，如不听他的话，海关工作人员将实行集体罢工。这期间，帝国主义各国的炮舰不断在长沙江面出现，实际上起了对军政府进行恫吓的作用。处此情况下，湖南军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几天内节节退让：第一步，同意税款存贮于英国汇丰银行；第二步，同意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存贮；第三步，同意在总税务司不“擅行支取”的条件下，自己也不去动用。这就是说，它放弃了自己控制和使用长沙海关税收之权，而把关税的保管权交给了总税务司；而且它还同意岳州（10月23日发生革命）海关的税收也照此处理。这样，长沙关就开了一个先例，这使安格联、朱尔典都非常满意，他们决定把这套办法推广到正在纷纷发生革命的其他通商口岸。帝国主义从夺取革命口岸的关税很快发展到把清朝统治各口的关税也一并夺去，清楚地说明它们维护及扩充其在华权益的范围并不以革命地区为限。
话说东北军夺取山海关之后，山海关成为完全独立经营的关内、外两段铁路的接轨站，并由东北军控制。按照最初京奉铁路的借款协定，此路各站的收入应该上缴汇丰银行设在天津的分理处，其中一部分偿还给英国，其余则要寄给北京政府。但徐天宝不管这些，既然革命了，京奉铁路关外段的收入都要直接寄汇到沈阳城内的东北银行，至于英国的抗议全然不予理会。按照徐天宝的说法：“抗议有用的话，还要军队干嘛？尼玛的抗议，抗你妹啊！”
这样，东北大都督府预期每年可增加收入500万美元。同时，徐天宝还发出指令，将在东北三省、热河所得的盐税、海关税和邮政收入全部直接上交给东北大都督府，此举虽然也受到北京政府和外国人的强烈反对，但每年900万元的盐税和每月70万两海关税还是不费什么劲就成为东北大都督府财政的一部分。
铁路、邮政、关税、盐税，白花花的银子统统进了徐天宝的腰包，这把英国人气的鼻子都歪了。这次，安格联又气势汹汹地带着各国领事前来交涉，熊希龄当头就给他碰了一鼻子的灰。
安格联看了看一旁的日本代表满铁公司的井口元太郎，轻轻咳嗽一声，示意该你说话了。井口元太郎清了清嗓子，说道：“大日本帝国有护卫”关外（指山海关到奉天）铁路之权，这是各国都承认的。如果贵军与清军交战，那么必使南满洲地区一时陷于混乱状态，为维护大日本帝国在该地区之权益，保全关外铁路免遭破坏，维持北京与该地区之交通运输，大日本帝国或将不得不增派若干军队前往该地，人数约在两个师团以上。”
熊希龄闻听此言，板起了面孔，郭松龄则笑道：“小日本，你吓唬我呢？”
实际上，日本利用自己在旅大租借地的地位以及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兵的权利，在今年一、二月间已有军队一万二千多名驻扎在东三省南部各地。后续部队，还在陆续从旅顺、营口登陆。井口元太郎的危险，是以日本强大的军力做后盾的。
井口元太郎笑笑，“郭君，我们关东人喜欢说笑，可从不开玩笑，尤其是这样的大事。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梅泽道治的第六师团已经从旅顺方向开始进入南满了！”
第六师团（熊本）和第二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