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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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向总统汇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告诉他，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计划已被详细地讨论了。就已得出的认识而言，此举可能会导致中国人介入军事的风险，与此同时，此举也并非就能彻底击垮北越的信念，严重地削弱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停止支持在南越地区进行的起义和暴动。然而，由于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参加西贡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袭击表示赞同。此举犹如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它将使我们的对越政策向前推进若干年。资料和分析均显示，空袭将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决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说任何事，来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以致于那些令人泄气的报告常常受到人们的冷遇。
　　尽管，这是西贡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仍然提出了反对发动空袭的建议。我指出，阮庆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声称，他在南越的基地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难以承受北越可能进行的报复。尽管，我没有提议介入更多的美国军队，但我还是同意，着手就美国空军袭击北方做出计划。但是，对于引进美军地面部队一事，我们则未做任何的讨论。
　　我将这些建议提交给总统，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A·麦科恩和威廉·P·邦迪。然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他们的意见时，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柯蒂斯·　E·勒梅上将不同意我的报告。小华莱士·M·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应集中美国的力量来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柯蒂斯·E·勒梅则认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路线应当遭到轰炸。迪安·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议相同，并且，总统也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小华莱士·M·格林和柯蒂斯·F·勒梅以外，对于我反对立即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批评者断言，总统在空袭一事上的勉强态度，来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将尽力避免一场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B·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础。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顿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发言，面对美国公众概括性地描述了我们在越南的情况。十分凑巧的是，在前一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后来，成为我们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在参议院做了一个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重要演讲，对于越南问题，他所提出的观点与我次日晚上发言的主旨不谋而合。在谈到谈判时，他说：“在当前的军事环境下，我们无法设想利用谈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战争。”因此，他接着说道：　事情似乎非常清楚，仅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扩大冲突的规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强南越人的实力，使其在现有的水平上，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执行部门的主管官员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并且，直到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见，我们似乎仍不能做出选择，只能利用眼前最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军队。无论何种特殊的政策被决定，有一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义不容辞地履行其承诺和责任。
　　在我的讲话中，依据我的观察，我对越南问题发表了几点坦率的看法：我指出，　“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日趋恶化；”“目前对这一形势做出估价仍明显存在着困难，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决定，得到的信息并非总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从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同等重要，”　并且，“越南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为漫长的，充满着重重的艰难和挫折。”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然而，接下来我对我们方针的选择谈了看法，即早先我向总统提出过的那些选择，这次，听众们将会得出结论，我并未就我们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声称道：　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在北京尚未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知中国地缘政治的目标，也无法检验我的判断的正确与否。但是，当时，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级助手们的共识——包括军方和政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尽管，他并非一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他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再次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在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时，高层的政府官员需要随时得到专家、内行的帮助。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亚洲通，或许，我们就不会如此浅薄地分析中国和越南。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们曾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在我们处理有关苏联的事务时，我们也通常得到了这种帮助；然而，在我们面对东南亚的事务时，我们则无法借助类似的力量。
　　几天之后，NBC电视台的记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采访，会面即将结束时，他问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国家会考虑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说，在从南越返回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向总统汇报的选择之一，正可回答这一问题：南越之外的军事行动的介入，尤其是反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我结论性地指出：“无论最终我们被迫使用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将它视为一种补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进。”
　　我将这种说法作为一种信号，提醒人们注意所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大约正是这时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庆将军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以一种进攻姿态来反对北越了。漫长而乏味的战争使人感到厌倦，南部战局毫无进展，加之河内的不断介入，令人极为愤怒和烦恼，阮庆开始将眼光投入了北方，急于在那里找到突破口。在五月四日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会见中，他提议应向北越发出警告，他们在南越进行的任何骚扰行动都将会得到严厉的报复。并且，他特别问道，美国是否准备轰炸北越。总统向我建议，在我与西德首脑会见之后，从波恩的返回途中，在西贡停下来，协同马克斯威尔·泰勒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和阮庆，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次的审查。
　　五月十三日，我在西贡会见了阮庆。他说，自从我三月份访问以来，他的确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秘密的34A计划在反对北越方面，并未取得有效成果，并且，它似乎也难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我同意这一判断）。与他三月份的说法恰恰相反，阮庆争辩说，他在南越的基地的确还缺乏稳固和力量，但这可能正是一个立即向北越发动攻击的恰当理由，而不是等待那些弱点被纠正。
　　然而，在我启程离开西贡之前，阮庆又突然再次变换了想法。这时，他对我说，他不想对北越进行立即的空中袭击，因为，他并不准备动用南越的军队来参与行动，也并不希望使用美国的战斗机。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激烈地表示反对，他要求立即对北方进行打击，这包括切断进入南方的物资和人员输送，和摧毁河内进行战争的信念。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指出，可能会出现另一次政变来推翻阮庆，在这种情况中，“美国应当做好准备，极有可能会在金兰湾里指挥这个国家的行动。”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在如何阻止政变，或者说，一旦其出现之后，应对其做出何种反应上，我也无力向总统提出像样的建议。
　　正是在这种信念发生动摇和混乱的情况中，我发表了一个心血来潮和欠加考虑的公开发言，从那时起，这一发言一直紧紧地追随在我的身后。四月二十四日，在国防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下述的对话：　记者：部长先生，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已经将此称之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您对此有何看法？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这是一场美国政府的战争。我按照总统制定的政策行事，并明显与国务卿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我不得不说（在上面的意义上），我并不反对称它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我认为，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战争，我愿意与之发生联系，并为赢得其胜利做出任何事情。
　　我试图说明，面对重大的分歧和冲突，我感到，我有责任去做任何事情，以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南越人提供的情报中存在着虚假和不实之处，身处于西贡和华盛顿两地的美国军政官员，对问题的理解又存在众多的分歧。有鉴于此，总统和我都一致认为，必须派遣一名总统身边的助手，每隔三十或六十天出访越南一次，亲自将考察的结果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做汇报，并通过新闻界告知美国人民。这一差遣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结果，与华盛顿的其他任何高级官员相比，在战争问题上，我的看法对公众的观点有了更为紧密的影响。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我从不试图否认这一点。在其它的政府中，这一角色或许会属于其他人，然而，在此届政府中，正是我扮演了这一角色。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报局向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就越南问题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情报分析。其提供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　整体而言，南越的形势仍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之中。尽管，南越在战争中的实力已有所增强，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越共的压力并未减弱，并继续侵蚀着政府的权力，暗中破坏着美国和越南人的计划，以及打击着南越的士气。还无任何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已到达“底点”，如果在年底之时，这种衰落的趋势仍不能被阻止的话，南越的反共立场将极有可能无立足之地。
　　由于并无现成的计划来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