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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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的第二次“重要”谈话是在一根绳休息时，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
这一次是在“马厩”里他找到的我。说他写了两首诗，（天啊，怎么一当犯人都诗兴大发呢，莫非劳改农场真是个富于诗意的地方？）想请我批评指教。连日来我一直烦着，情绪低落，起因是苏英那封来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懂诗，怎能批评指教你？他说毛主席教导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我打断他说，服务、学习都到不了我这儿来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是工农兵吗？他说咱们虽然是犯人，可干的是农活，应该属于农民范畴吧。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需再推诿了。既然他想让你听他的诗朗诵，不达目的就不会罢休。我说指教谈不上，学习学习，你念吧。他清清嗓就点头摆手地将他写的《倾诉》朗念起来：
痴三丁，腿儿弯，
对着主席来诉冤。
你诉什么冤？
我要跟着主席走，
别人叫我来坐监；
坐监就坐监，
死了也心甘。
念完《倾诉》，他又念他写的第二首，《梦中见毛主席》：
晚夜风雪激
相会在北京
正欲倾盆吐
忽闻狱卒声
我说好诗好诗，表达了对毛主席强烈的崇敬之情。但个别地方须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语不当，党和政府要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这是恩德，怎么能说冤呢？第二首中的“狱卒”也用语不当。狱卒是旧中国对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称，用在新中国的管教干部身上是错误的。他点点头，要说什么，正这时听班长张克楠吆喝干活了开始干活了。谈诗也就到此为止。
马厩——
吃饭时，高云纯亮出一副用枣木制作出来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样子，并且用刀叉开始了这顿晚餐。高云纯制作刀叉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以为是闹着玩，没当回事，现在见高云纯真用上了便都围上前看热闹。高云纯先用木刀将窝头切成若干片，然后又如法炮制将萝卜咸菜切成片，将食品加工完好后便开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窝头片，用一副小叉叉咸菜，吃得一丝不苟。看热闹的人中有的吃过西餐，有的没吃过西餐，无论吃没吃过都以一种讥笑的神情看着吃饭的高云纯。高云纯也不理会，依旧一样一样叉着吃。后来解若愚先开言，说高云纯你闹啥怪呢，人家外国人是怎样用刀叉吃饭的，用刀切面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后叉着吃。没这套家什不行，咱吃窝头咸菜用得着这些东西么？纯粹的出洋相。高云纯将最后一片窝头用叉送进嘴里，边咀嚼边说中国人外国人都很重视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话么？比方同样吃窝头咸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样的。解若愚问怎么个不一样？高云纯说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儿，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儿。解若愚说胡说。高云纯说不信试试。梁枫接话说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尝尝味道一样不一样。边说边从高云纯手里取走刀叉，切起了窝头咸菜，之后又学着高云纯的样子叉着吃起来。高云纯问老梁你觉得味道变了没有？梁枫一边用嘴品着滋味儿，一边说怪了，真怪了，窝头的味道真的变了。梁枫的话引得大家轰笑起来。又有人借用高云纯的餐具，吃了同样说味道不一样了。高云纯扬扬自得地看着解若愚说，怎么样，你不试试？解若愚说我不试。高云纯又转向大伙说我还保存一部分枣木，谁要做刀叉的话可以和我讲。梁枫说我想做一套，可没技术。高云纯说我教你。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并请高云纯当老师。高云纯一一应承。这顿饭吃得满热闹。
袁光——
袁光袁书记要离开我乐岭农场了，据说上级要给他换一个好些的环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替他高兴，同时也不觉得奇怪，理所当然似的。像袁光这样级别的高干也在劳改农场改造总给人以处理不当的感觉。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又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这不是要评说什么，只是讲出一个基本事实。至于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话叫“一个不杀”（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好像给了很大恩典似的），这总算给右派们留了一条活路。而在处理上职位高的仍然是大受优待，基本上是不抓不关，任务只是好好学习，而那些如我辈等就一鞭子赶到改造场所改造了。同样也不是对此加以评论，要说的只是袁光这位大学书记，不知怎么成了通常中的一个例外。
我说过一直对袁光有一种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机会对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听说他要走，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谈一次。
同样是在一根绳，我见袁光一个人趴在石墙上休息，便走过去，就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袁书记听说你要离开我乐岭了？
佟队长告诉我了。
能回K大吗？
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呀。
袁书记，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你不会忘记，我向你提了一个蠢问题，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说蠢，我鼓掌不是同样蠢么？
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该向你提问题。
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哩。
那还有什么？
不好说。
……
已经过去的事，别提了。也没必要提。
听袁光这么说，我只有不提了。至于他说的“不好说”其真实情况是后来“二进宫”到丰城监狱后李德志告诉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
将这两个名字写在一起会给人一种狎昵的联想。事实上却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归队后在“马厩”里我同时看见了他们两个（他俩由不同的劳改单位同时转来）。自从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分别，这是头一次见，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中国劳改单位之庞杂，熟人相逢并不是桩容易事。即使这次重逢，如果不是缘于当局的总体“战略部署”也是难以实现的。见面后我十分地惊讶，惊讶不是他们的面目有了改变，而是同他俩打招呼时旁边有人向我询问：周大学你认识胡公公和二姑娘么？草木春发秋枯鸟虫毛损壳脱，而落在一个犯人身上的外号，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样，辗转相随，终其一生。实让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听“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说“二分之一”被判刑后的第一站是清河农场，那时他也在。大约半年后他病死了，得的是伤寒。
火盆地——
火盆地是农场最边缘的一块农田，开春播的玉米，苗出齐了，全大队出动间苗。
农场的犯人成天干的就是农活，耕地、下种、间苗、锄地都一样，有什么可说可道的？只因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
一来天暖和，二来地块离场部较远，队部决定中午送饭到地里吃。天还没晌，大伙一齐犯了“歪脖子病”。一边干活一边频频往场部方向张望，看送饭的是否已走在路上。傻朱见大伙不一心干活，十分气愤，不住地骂人，还顺脚踢翻了几个。就这样还是不行，仍有人忍不住诱惑继续“犯病”。这当儿，佟队长从南山上打猎回来，背着猎枪牵着狗，正站在一个叫李宗伦的犯人身后。李宗伦没看见，让身旁的一个犯人猜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前者指黄颜色的玉米面窝头，后者指用高粱杂和面儿蒸的红色且被切成四四方方形状的发糕，所以叫了红四方面军。平时管教连犯人放个屁都知道，这一颇为流传的叫法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们并不理会。但今天情况不同，管教都在火头上，听见这话佟队长立刻向李宗伦喝道你他妈说什么来着，再重复一遍！李宗伦立刻明白佟队长要叫他当替罪羊，连忙站起身，笔直地站在佟队长面前，一声不敢吭。佟队长还要李宗伦重复，李宗伦只得照办，怯懦地说我说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佟队长吼道你他妈的说吃黄团长是假，说吃红四方面军是真。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革命队伍，你这么仇恨居心何在。李宗伦辩解说他说吃的是发糕，不是真的红四方面军。又说他一点儿也不仇视革命军队。大概李宗伦是吓昏了头，要不当了这么多年犯人，还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须辩驳。是怎么回事，对方心里清清楚楚，无非要借机整你，你还有什么可说，只有点头哈腰地认错，让他们发泄一通邪火了事。李宗伦愈辩解佟管教愈愤怒，脸都涨紫了。地里的犯人一齐看着这场面，暗暗替李宗伦担心。幸好事情没有继续发展，因这时伙房送来了饭。佟管教急着喂他的狗，他对狗是没说的。
有说人在某一时刻会让倒霉鬼缠上，一旦缠上想脱也脱不了。这天李宗伦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一只青蛙在地里跳，别人没看见，李宗伦看见了。青蛙可不是等闲之辈，平时见了谁都不肯放过，抓了吃肉。李宗伦看见青蛙眼前出现的肯定是香喷喷的烧蛙肉。他站起身向青蛙奔过去，要把它逮住。动物总的说来是愚不可及的，可危险当头还知道逃命。青蛙跳了，李宗伦追过去，青蛙又跳了，李宗伦紧追不舍，渐渐追得远了。这场面吃饭的人都看在眼里，起初没大在意，有人还嘲笑李宗伦笨得连个青蛙都逮不住，后来便大呼小叫起来，原来李宗伦就要越过警戒线了。那面红色三角旗向他招手般在风中摇摆着，危险迫在眉睫，许多犯人站起身向李宗伦高呼：李宗伦回来！回来！！回来！！！那一刻他要么聋了，要么中了邪，依然磕磕绊绊地追着青蛙。就在腿迈过了两杆三角旗之间的那道虚拟的警戒线时，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爆裂开来，只见李宗伦像一只中了枪弹的兔子在地上滚了几个滚，不动了。转头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