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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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龚你真的是天津人吗？
天津郊区，离市里十几里路。
家中有什么人呢？
父母都去世了，有老婆——离婚了；有孩子——跟着他妈。
这到底是算有呢还是算没有？
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为什么要离婚呢？
为了孩子，也为了老婆。当然主要还是为了孩子不受影响。
不离婚就不行吗（这时候我想起吴启都一家的遭遇，心想离与不离还不是一样的）？
也不是不行。不过不离又有什么实际的不同呢？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活着。活到从这里出去。
出去以后再怎么样呢？
教书。只要让我教书我就不选择别的。
家庭呢？
要是那时候老婆还没改嫁，我就向她提出复婚。
她会同意复婚吗？
我想会的。
看来你们的感情不错，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也可以这么说。
老龚你说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
终还是要结婚的吧。
那太监不就是不结婚么？
因为他们想吃皇帝老子的饭。
那和尚呢？
因为他们想吃老佛爷的饭。
我觉得太监和和尚是些活得明白的人。
但是你现在既当不成太监又当不成和尚啊。
我知道，只有老老实实当劳改犯。
是啊，别的甭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
陈涛是在天黑以后回到“御花园”的，两手空空。他一天来回跑了四五十里路，疲惫不堪，情绪也很不好，嘴里骂骂咧咧的，说烧香引出鬼来了。原来他给栾管教送蛇被另外几个南方籍管教看见了，也向他索要，说什么要一视同仁。虽是玩笑着说，可他不敢玩笑着听。今后他得不断穿梭于场部和“御花园”之间送蛇了。我问他口粮情况如何，陈涛说根本没戏，说这次去场部在犯人中间听到一些情况，缩减口粮根本不像栾管教来说的支援解放军，而是整个农场储粮虚空。去年向上报的产量太高，超出实际产量，上面按上报的产量调运粮食，自然就出现了虚空。另外他的情绪低落还因为证实了我对他说的摘帽解教的前景黯淡。我和老龚问他大场最近有什么动态，陈涛听了愤愤说：什么动态？动态就是挨饿、死人，没这两样还算得上劳改农场么？陈涛又说这次回场听见两桩新闻，头一桩是跑了一个犯人。我心想这算什么新闻呢？又问第二桩是什么。他说第二桩是这个逃跑的犯人又回来了。我说这家伙折腾个啥劲？神经病。陈涛说跑出去才知道不跑比跑好。我和老龚便不再问。
晚上睡觉前陈涛突然对我说：老周，明天跟我一块去抓蛇吧。我听了一时没说出话来。陈涛接着说：天气热起来了，蛇越来越难抓，可我们需要更多的蛇，管教要送，我们自己要吃。
我们？我看着陈涛：我们指谁？
陈涛说：你和我，还有谁？老龚早说了饿死也不吃蛇。
我也不吃。我说。
你已经吃了，陈涛平淡地说。这事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大概老龚也没说，昨天你昏倒的原因很简单，饿的。营养极度缺乏。我不是医生也诊断得出来，为让你活过来，我喂了你蛇肉和蛇汤……啊！我像被蛇咬了那般惊叫一声，立刻有种急于呕吐的感觉，我赶紧向窝棚外面跑，但被陈涛一把揪住。他瞪着我吼：你他妈少来这一套！
你——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横蛮震住了，向喉咙上升的呕吐也被压住，我不认识似的盯着陈涛，说：老陈，你——你，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么？陈涛愤然打断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中央首长吗？你是省长是专员是县长吗？你是外国人吗？看把你高贵的，把你忘乎所以的。我给你提个醒，你他妈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是，只是个犯人，是一条关在笼子里的狗，快饿死的狗！
陈涛劈头盖脸地臭骂，把我骂懵了。我木木地站在那里，嘴里蹦不出一个字来。
陈涛没骂解气，继续骂，但声调降低些了：人得识时务知道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得有自知之明知道吗？人贵有自知之明。到了现在这份上，老龚你也给我听着，别他妈猪八戒夹着两刀烧纸混充斯文。都当了劳改犯了，还自我抬高说什么“兴湖农场是全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文化程度高又怎么样？大学教授还不是向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管教警卫点头哈腰，屁颠屁颠跟狗似的。快收起这一套吧，别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老周，还有你老龚，咱“御花园”要是再昏倒了人，我老陈是不救的，死了也不理，我可是有言在先啊！
这一晚我没睡着觉。
栾管教再次来“御花园”视察完毕后将我带回了大场。开始他保守秘密，说把我带回大场是场部的指示，具体什么事不晓得。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又像以往遇上这类摸不着头脑的事先反省自己。到“御花园”快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当中并没做什么越轨的事啊。当然，如果以在大场时的状况为基准，须检讨的地方还是有的，如劳动和思想改造都有些放松，甚至可以说是放任自流，还时常发一些牢骚，还有瞒骗行为。但这些问题管教是不清楚的，因此不可能以此向我问罪，而且撇开老陈老龚单单向我问罪。又想会不会是陈涛向管教打了我的小报告？想想可能性也不大。我说过陈涛虽然是个有不少歪歪毛病的主儿，但人并不坏，有口无心。这种事还做不出来。后来我也就不想了，也无法集中精力去想。一是身体很虚，怕走了神摔跤，二是我手里提着陈涛送给栾管教的蛇，一旦摔倒了蛇就会伺机咬人。我基本上是提心吊胆走了一路，好像手里提的是一颗不知什么时候就要爆炸的地雷。
到了场部谜底才揭开，原来是有外调人员找我调查，这种事对我们犯人一点也不新鲜，在清水塘那一年多我就摊上好几回。一次是K大来人调查姜池（问当初我给学报投稿是不是姜授意的）。一次是双山农场来人调查程冠生，还有一次苏英所在单位来调查苏英（在苏英第二次探视我之后）。这一次来的两个人穿便装，一下子难以判断是属于哪类人。但等他们一开口，身份也就明确了。不妨把开始的一段问询写出来，相信任何一个被判过刑的人都清清楚楚了。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下面依次问的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及个人履历。已了解于胸，来人是司法机关的正宗审讯员，不是劳改劳教单位的人，更不是社会单位的人。说心里话，一旦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我的心不由得紧揪了。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现在我们这些被整过的人，明知没有亏心事也害怕鬼叫门。想到可能牵扯到自己的生死攸关，原先那种松松垮垮的心弦绷紧了。
我注意地观察他们一下，一个四十岁左右模样，小眼尖下巴；另一个三十四五岁样子，也是小眼尖下巴。冷丁一看就像是亲弟兄。
他俩也盯着我。开头是“老兄”向我发问。盯了一会儿还是兄长继续发问。不等开口我便明白，下面该是告诫“竹筒倒豆子”了。他说了：周文祥我们已看过你的档案材料，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这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在改造期间应该努力劳动认真学习，服从管教遵守场规，争取早日把自己改造成对人民有用处的新人。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我听明白了。他说听明白了就好。下面我们向你调查一个人的情况，你必须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不许隐瞒，要竹筒倒豆子！一旦我们发现你不老实报告事情，会加重对你的处罚，明白不明白？我说明白。心里在想一件尚不明白的事：这遭要调查哪一个呢？
“老兄”这才开始了正题，问：周文祥你认识一个叫冯俐的人吗？
冯俐？我脱口而出，急问：她，她又怎么啦？！
你别激动嘛。老兄眼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回答问题：认识不认识？
我说认识。我不会说不认识。我刚刚松开的心弦又一下子绷紧起来，我觉出心在疼，像被刺的那种疼。事情的凶险是不难推敲的，如果冯俐在劳改农场，一般性的外调应由劳改单位来承担，而情况不是这样，是由检察机关（我直觉中觉得这两个人是检察官）直接插手，这是非同小可的。准是冯俐又犯了“天条”，惊动了检察机关。或者说检察机关要接手处理。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呢？“老兄”继续问道。
她是我未婚妻。我答。
可从案卷中看不出，几次审讯你都讲你没有未婚妻。
我哑口无言，明白这事是难以说清楚的。可我心里清楚，头一次在草庙子看守所受审时冯俐还没被捕，我不想牵连到她。直等到了清水塘，我开始说出和她的这层关系，这时已不存在连累的问题了，而且我想利用这种关系对她施加影响。就这样。可现在我该怎样回答呢？
你说呀，怎么忽然跑出个未婚妻来了？“老兄”问。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呢。“老弟”记录中间插空补充。
听到这话，我知道和苏英的瓜葛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之前他们已去过清水塘农场。是这样的。这些人做事情总是点滴不漏的。
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苏英不是。K大的同学都知道的。我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所有事情都瞒不过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跋山涉水到这儿来找你问冯俐的问题。“老兄”说。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不够用，我真的用不着向他们强调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这是多此一举的啊。
我没吭声，等他们的下文。下文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冯俐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老兄”问。
这一问不由使我想起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过的审讯，方式口吻都很相似的，时间地点人物所作所为，给你个囫囵枣去啃吧。
还得再提一次草庙子看守所的审讯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稍一思索，便记起了那“最后的一次”：是我被捕前的那个周一，冯俐到宿舍里找我，问今天安没安排我的批判会。我说没有。她说她舅舅一家要迁返河南老家，让我和她一起去送送行。我想请假或许会被批准，可我不想去。《大地》稿件的事给她舅舅带来了麻烦，是不是就为这个戴的右派帽子不敢说，有影响是肯定的，我无法面对她的舅舅和舅妈。我说你去吧我不去。我催促她赶快离开宿舍，她不走。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是大相径庭的，当时她总是不管不顾地去找我。而后来在清水塘任凭我千呼万唤她就是不出头。记得那天她在宿舍里呆得很久，直到黄伟董建力回来才走。
“最后一次”的情形像闪电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如实向“两兄弟”报告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老兄”又问。
五三年九月份。我回答。回答时一个扎着两小辫满脸潮红的小姑娘（也许应该称大姑娘）形象鲜明地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甜甜脆脆的声音“你是中文系的吗？”回响在耳畔。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老兄”又问。
我摇摇头。我不是想回避问题，而是我真的搞不清是从哪个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