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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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暗归云绕舵牙，江涵星影鹭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姑苏怀古》）
这些诗写得很细腻。情调恬淡而带些惆怅，讲究韵味，语言在自然中显出新巧，确有晚唐绝句的味道。
在姜夔、潘柽之后闻名于诗坛的，是所谓永嘉“四灵”。
他们都是中下层文人，有的当过小官，有的终生未仕，本来有满肚子的愤懑不平，但他们却力图从庄禅以及理学中学会自我平衡和自我压抑，在山林自然寻找解脱愁苦的寄托；而内心的不平其实并不能因此就真的消散无影，只是转化为一种不与世俗同流、清高脱俗的自我标榜。所以在诗歌方面，他们很明确地把人生遭遇和情趣与自己最为接近的贾岛、姚合作为楷模，以五律为写作的主要体裁，苦心雕琢推敲，锤炼字句，以表现一种凄情落寞的心境，和自然淡泊的高逸情怀。
所以，他们诗歌的意境，与充满矛盾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相隔，写得清远幽深；他们的诗歌的语言，则是在固定的形式、狭小的境界中翻空出奇。这正如叶适所评论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四灵”学贾岛、姚合苦思苦吟的功夫，有些诗句确实写得很精致，像赵师秀的“瀑近春风湿，松多晓日青”（《桐柏观》），“地静微泉响，天寒落日红”（《壕上》）；翁卷的“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信州草衣寺》）；徐玑的“寒水终朝碧，霜天向晚红”（《冬日书怀》）；徐照的“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题衢州石壁寺》）等等，听觉、视觉、触觉的感受都捕捉得很细致、很准确，在动静、高低及色调的对比上都有很好的效果。但他们的五律诗通篇完整的却不多，倒是有几首七绝更见出色，如：
水满田畸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徐玑《新凉》）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
由于这四位诗人的生活天地太狭窄，取法的范围也小，所以他们的诗往往流于纤巧，而且缺少变化。
在“四灵”之后主盟诗坛的是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自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淳祐间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在以“江湖”为名称的诗人群中，是少有的达到显达地位的一个。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刘克庄的词颇受辛弃疾影响，他的诗中也有不少涉及现实政治，如乐府体《运粮行》、《苦寒行》、《军中乐》等，都揭示了赋敛残暴、百姓困苦的社会问题。他最初学“四灵”，后来感觉他们的格局太小，批评说：“永嘉诗人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瓜圃集序》）所以又转而广泛学习其他中晚唐诗人如王建、张籍、李贺、许浑等的风格；同时他又觉得晚唐诗“捐书以为诗失之野”（《韩隐君诗集序》），于是又采用一些江西诗派的老方法，化用典故，推敲对偶声律，力图使诗歌达到既轻快灵动，又不失深沉绵密。所以他的诗比“四灵”要充实，气势也开阔些。但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
一方面他贪多务得，写得比较草率，往往反而不如“四灵”诗那么灵秀清新，填了很多材料、典故后显得生硬板滞；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种风格，却没有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所以模拟痕迹还较严重。只有晚年一部分诗写得较好，用典引事，经过锤炼复归自然，气势较开阔。
与刘克庄同时的戴复古，也有类似的情况。戴复古（1167—？）字式之，号石屏，黄岩（今属浙江）人，一生以布衣的身份游历四方，有《石屏诗集》。他作诗，一方面由“四灵”追溯贾岛，一方面又由江西诗派追溯杜甫。他的诗友邹登龙的《戴式之来访，惠石屏小集》一诗说他“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贾岛少骑驴”，他的《望江南·自嘲》词则说“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据说他曾搜集千百家古书，自称“胸中无千百字书，如商贾乏资本，不能致奇货”（《宋诗钞·石屏诗钞序》）。互相参照来看，他正是希望将晚唐诗的轻灵秀逸与杜甫诗的拗峭浑厚融汇起来，实际也就是沟通“四灵”与江西诗派，使之互相补救。他的诗，从内容来看，比“四灵”更关心现实问题，像《织妇叹》、《庚子荐饥》等，指责时弊都很尖锐；从形式来看，他不像“四灵”那样专注于五律，而是歌行体、五古、五、七言近体都有；从语言来看，他不像“四灵”那样在个别句子和字眼上花大力气，而是比较注意整体意境，同时也不那么忌讳用典，像下面这首《夜宿田家》：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乡书十寄九不达，天北天南雁自飞。
写得自然流畅，用典也很妥切。又如《江阴浮远堂》：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
诗中对国耻不报、国土不归感到悲愤，骨力的豪健和境界的开阔都要胜过“四灵”。尤其后两句以无山遮眼、使人望北国而生憾恨来表达内心的痛苦，立意显得很巧妙。
在刘克庄、戴复古的同时及稍后，有高翥、方岳、叶绍翁等江湖诗人。他们大抵都受过“四灵”的影响，又从那种狭小的圈子里稍稍挣脱出来，在内容、形式、语言方面有些变化。高翥的诗偏于自然轻快，有杨万里的风味，但有时写得俚俗滑易，流于粗率。方岳在当时名声很大，他的诗是从江西派入手，但大体诗风仍与江湖诗人相近，有些写田园风情的短篇，接近范成大的朴素圆润，但语言的雕琢显然要更为用心，如《农谣五首》之四：
雨过一村桑柘烟，林梢日暮鸟声妍。青裙老姥遥相语：今岁春寒蚕未眠。
叶绍翁的诗中不乏豪宕磊落之作，如《题鄂王墓》，但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一些既清丽又带有理趣的绝句，如《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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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严羽的《沧浪诗话》
南宋后期诗歌虽说情况纷杂，但脱离往日宋诗主流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严羽的《沧浪诗话》。
严羽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一生未仕。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没有很突出的成就，但《沧浪诗话》却是一部极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门，以第一部分为核心。严羽论诗立足于它“吟咏性情”的基本性质，而《福建文苑传》亦以“扫除美刺，独任性灵”总括严氏诗论。全书完全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而重视诗的艺术性和由此造成的对人心的感发，这与理学家的文学观恰成对立，很值得注意。
根据上述基本宗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针对江西诗派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涉及了宋诗的具有普遍性的弊病，认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对苏轼、黄庭坚都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在揭示宋诗的主要弊病方面，严羽的批评是很有力的。
同时，他借用禅宗的思想方法和语言，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作诗之道，在于“妙悟”——即超乎理性认识、逻辑分析的直觉体验，并以盛唐诗为最高标准，要求达到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不能从具体文字去追寻而必须从整体上去体味、富于言外之韵的浑然高妙的境界。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玄虚之论，其实结合严羽重“吟咏性情”的论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他也很简明地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可见“妙悟”并不与真实的生活体验相脱离。
严羽的诗歌理论与当时诗歌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对江西诗派过多地讲究“出处”、“来历”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作诗方法，一般江湖诗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而以“四灵”为代表，通过标榜晚唐诗，已经带有对宋诗的知性倾向加以反拨的意味。但严羽比他们高明的地方在于：第一，严羽的诗论虽然带有札记、语录式的特点，论说并不周详（这可能与他受禅宗影响有关），但他还是能够从一定理论高度上对诗歌的某些关键问题作总体把握，这是当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第二，对于诗歌取法的对象，“四灵”是专注姚、贾，刘克庄以后的诗人虽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局限在中晚唐，或至多加上个别盛唐诗人。而严羽虽然最推崇盛唐，同时却主张“从上做下”，要求对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诗，乃至被他批评的苏轼、黄庭坚，都要加以关注，不可偏废。这样的眼光当然更全面公允。第三，从学习古人的方法来说，江湖诗人大多数是停留在学习个别、具体诗人的诗风以及写作手法上，模仿的痕迹仍然很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严羽则要求在熟读细参、多方吸取的基础上从“悟”而入，虽然他对个人独创的强调不够，仍没有跳出古人窠臼，但毕竟以“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样的见解提出了融汇贯通、以我为主的学习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说，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构思、欣赏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觉体验与感悟等问题。虽然他未能深入分析这种心理活动的真正内涵与科学道理，但毕竟比较敏锐地从禅悟上体会到诗歌的构思与欣赏都与逻辑思维不同，既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诗歌的语言，在根本上不是说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元明诗人推崇盛唐诗的立场及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之提出，均与此书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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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天祥及宋元之际的诗人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最终摧毁了南宋政权。
这一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民族之忧、身世之悲以及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在他们诗中交织成一片悲怆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诗尤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别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蒙古大军进逼临安时，他出使谈判，被无理扣押。后脱险南逃，组织义军力图恢复失地，再度因兵败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尽管忽必烈一再威胁利诱，他始终不屈，最后被杀。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前期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唱和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但当他投身于抗元斗争，并历经沧桑之后，诗风大有变化，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语言也沉着凝炼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是为了“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为了使“后之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