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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章

中国文学史-第117章

小说: 中国文学史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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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批诗人中,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而《梅花》(一作《山园小梅》)则是他的代表作: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其中“疏影”、“暗香”一联,素来被誉为“警绝”。首先,作者从水中的倒影写梅,从虚处着笔,这就多一重意味,便于渲染静寂的气氛。疏淡的梅枝横出斜逸于水上,香气在空中若有若无地浮动,前者打破了纵的图式,形成视觉上的平衡,富有画面之美,后者又打破视界的局限,给人以身临其境似的飘渺之感。而“水清浅”与梅枝的配合,更显出苏轼《书林逋诗后》所谓“神清骨冷”的情趣;“月黄昏”与暗香的配合,也更显得朦胧清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清雅超逸的意境,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意趣。但从全诗来看,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鸣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北宋初这一批追踪贾岛的诗人,对后代宋诗在语言上喜欢翻奇出新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他们大多有以下几点毛病:一是意象单调。《六一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僧一起分题咏诗,提出不许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字眼,“于是诸僧皆搁笔”,由此可见他们生活情趣的偏狭。二是形式呆板。他们效仿姚、贾,所作以五律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对仗的中间二联上,句式大体是前两句为二一二,后两句为二二一,而把单音节处作为“诗眼”,格外加以琢磨。由于他们生活狭窄,才气有限,常在同流前辈的诗里乞讨,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并不多。像“多”或“全”与“半”的搭配(希昼《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会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简长《送僧南归》“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入”的使用(惠崇《访杨云师淮上别墅》“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送迁客》“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等等,都成了套路。三是诗中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所以色彩比较单一。
李商隐一路的诗歌风格,在宋初也有人效仿。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僚,以文学为显示才学与身份的手段,在唱酬应和时往往写一些深婉绮丽、多用典故的诗篇,在表面特征上很容易向李商隐诗的方向靠拢。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所羡,所以这种诗在上层有相当的影响。到真宗时期,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为首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使这种诗风进一步流行起来。正如当时人所记载: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引《丹阳集》)大中祥符二年(1009),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如《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贾体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赡开阔之优。而且,西昆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如一般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如刘筠、杨亿等七名馆臣以《汉武》为题的唱酬诗,即是针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而以汉武故事借古讽今。刘筠一首如下: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匏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此诗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实,包涵丰富的内容,并无堆垛之病;语言典丽,组织细密,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技巧。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隐的诗实在很难学。它的表面特征很强烈,只要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能把握,而李商隐那种深刻的思想、炽烈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所形成的诗歌的张力,却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这些佳作也难以同李商隐的诗相提并论;更何况,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写诗而写诗,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
“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杨亿写《夜宴》,便是用些“绮宴”、“芳罍”、“飞舄”、“珠喉”、“薄云”、“流雪”之类的辞藻,除了显示富贵的生活氛围和高雅的文化素养,再无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贫乏的。
在下一阶段,西昆体遭主张诗文变革的人们的集中攻击,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西昆体确有很大的弊病,而这种诗体出于朝廷馆阁诗人之手,在社会中的影响又特别大,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这和道统文学观的日渐强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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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初期的词

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词撰一词”(《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而不是正面向社会表现自己人格、情操、抱负的文学形式,艺术上也没有什么突破。
北宋初的词作者大都是诗人,如王禹偁、潘阆、寇准、钱惟演、林逋等都写有词作。也许,他们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诗歌上,所以留下的词作数量较少。而词的风格,往往和各人的诗歌风格有些近似。如钱惟演的词,也像西昆体诗一样辞采华丽,注重于外表的雕饰,如《玉楼春》以“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写新竹,真是金碧辉煌,却实在毫无意趣。而寇准的《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结构很精致,视线从春天的远景拉回到画堂的中景,再拉到妆台的近景,然后又从倚楼人的极目长眺拓开去,构成一个回环往复的变化,写出女子相思中的惆怅苦闷。
在这批作者中,王禹偁可以说是胸襟比较开阔的一个,他的《点绛唇》虽说篇幅小,境界却颇为远大,是北宋初期词中的佳作: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写登高临远,视界广大,以此衬托出末句所要表达的人生感慨。而林逋的小词《相思令》,则是语言朴素,多少保存了民间曲子的生活气息: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这一时期,宋词的创作尚未进入兴盛阶段。但有一点仍可以注意到,即晚唐五代词中那种对男女之情的热烈大胆、有时很直露的表现,在北宋初期词中已经看不到了,这终究还是反映了时代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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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北宋初期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北宋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建设便显得必不可少。这种需要反映于文学,首先在最具有实用性的散文领域表现出来,因此在北宋初就出现古文运动的复兴。只不过,这里也存在两种略有分歧的派别。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是纯粹把复兴古文作为复兴儒道的手段,而另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虽强调“道”的至高地位,但对于“文”仍有相当的重视。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是继承韩愈、柳宗元;后改名开,字仲涂。他自己解释改名、字的用意是:“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补亡先生传》)他是以维持道统不堕的一代新教主自居。穆修(979—1032)字伯长,他比柳开小三十多岁,但思想与柳开很相似,也是以继承韩柳的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为己任。
柳开、穆修都曾尖锐批判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骈文。柳开说,这些文章“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穆修说,“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答乔适书》)。
这种批评即使也有一点积极意义,但他们所要引导的方向,却是另一个更严重地束缚文学生机的极端。他们的主张大体是崇道与尊韩。“崇道”的旗号说来是历史很悠久的了,但具有文学爱好的人,总是要把这一理论原则的内涵多少加以扩充,以便为文学的审美性质与抒情性质留下余地,自刘勰至韩愈等都是如此。而柳开、穆修的“崇道”,则完全限制在宣扬封建政治与道德准则的范围,甚至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写的议论说理之文,只是些枯燥的说教。“尊韩”当然是和“崇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又把韩愈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而把他作为道学家的一面加以强调,如穆修说:“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叶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唐柳先生集后序》)其实这和韩、柳的情况都是不尽相符的。在文章风格方面,由于他们没有韩柳那样的才气和个性,只是很机械地反骈文而行,人为地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僻,因而很难吸引人。所以,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柳开叹息说,他本以为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穆修也说自己的古文被人视为“语怪”,被人“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即指以为惑”(《答乔适书》)。
王禹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有一个叫张扶的秀才携文三十篇向他请教,他读后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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