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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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自我认识
证明了基督教的神人特质。 上帝关于人的观念无限地高于传统的关于人的正统观念，后者是忧郁的和宿命的意识的产物。上帝的观念是最伟大的关于人的观念，人的观念是最伟大的上帝观念。 人期待着上帝在人之中诞生，上帝期待着人在上帝之中诞生。 在这样的深度上应当提出创造问题。 这种上帝需要人，需要人的反响，需要人的创造的思想，是异常勇敢的。 但是没有这种勇敢，神人的证明便失去了意义。 在上帝的生命深处存在着永恒的人性，存在着上帝与它的“另一面”的关系，神的和人的关系的悲剧。 这表现于人的精神体验中，而不体现于神学思辨中，神的悲剧在人的悲剧中被打碎了，上面的被下面的打碎了。 这个奥秘在某些神秘主义者那里被掀开了一点。 我已经说过，在《创造的意义》的卷首题词中我援引了安戈鲁斯。 西列祖斯的诗句。 慈爱者（上帝）没有被爱者（人）便不能存在——对此，理性的概念是不可能理解的，不可能构造理性的本体论，只能象征主义的理解，象征主义的思维可能意味着只是接近奥秘。 创造的神秘并不是和赎罪的神秘相对立的，它是精神道路的另一种因素，神秘的悲剧的另一种行为。 对于我的哲学道路来说，我并不相信理性本体论的可能性，我只相信象征主义地描述的精神体验的现象学是可能的。 创造，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最后的装饰，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对无限的揭示，在无限性中的飞驰；它不是客观的，而是先验的。 创造的狂喜（创造行为永远是ｅｘ－ｔａｓｉｓ，出神）是无限性的断裂，由此产生了（对我来说）
在文化和社会成果中的创造悲剧，在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的实现之中的不协调。 在基督教中新的宗教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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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狂喜的体验５２
对我成了另一种样子的，比起２０世纪初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其他派别来，成为另一种表述方式的。 这不是肉体的问题（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的那样）
，也不是宇宙的神圣化问题（如索菲亚派认为的那样）
，而是创造的问题，新的宗教人类学问题。 这种新的人类学区别于圣父的人类学和经院哲学的人类学，也区别于人道主义的人类学，因为它是自然主义地加以论证的。我经历着由于罪孽而产生的消沉意识的时代。 这种意识的增长不可能燃起光明，只有扩展黑暗。 最后，人将习惯于观察的不是上帝，而是罪过。 习惯于黑暗，而不是光明。 强烈的和长期的罪孽感将导致忧郁，那时，宗教生活的目的将成为克服忧郁。 因此，我抑制忧郁状态，企图达到高涨的热情状态。 这是真正内在的激动和恍悟。 事情发生在夏天，在乡村里。 我躺在床上，已经是清晨了，忽然，我的全部存在都因创造的热情而激动起来，强烈的光照耀着我。 我从罪孽的消沉中走向创造的高潮，我明白，忧郁意识应当转变为创造热情意识，而另一种人则应当倒下去。 这就是人的存在的不同极端。 基督教的秘密不可能局限于赎罪的秘密。 赎罪仅仅是神秘仪式行为之一。 宗教的特别繁琐形式对于我是格格不入的。 在创造的经验中，忧郁性、二分性、奴役性将被克服。我再说一遍，我所了解的创造不是指文化作品的创作，而是为了向另一种更高的生活、新的存在而产生的全部人的存在的激动与热情。 在创造的经验中揭示出：“我”主体比起“非我”客体来，是第一性的和更高的。 同时，创造和自我中心主义也是对立的，它是忘却自己的，它力图趋向超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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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体验不是固有的不完善性的反映，它引向世界的改造，引向新的天和新的地，这种新的天地应当由人来准备。 创造者和创造都具有非集体—共同的，而是个体的——个人的性质。 创造至少是自我消耗，它永远从自身出发。 消耗自己是抑制，从自己出发则是解放。我所揭示的创造的体验（它揭示的是人，而不是上帝）
，表述在《创造的意义，人的无罪的体验》中，我是在整个身心充满激情，甚至是在颠狂状态中写这本书的，我认为这本书不是最完美的，但它是我的著作中最鼓舞人的。 其中我的新颖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得到了表述，其中放入了我的基本主题、我关于人的最初的直觉。 我认为自己的缺点是没有特别专门地集中精力于这一主题，而是周期性地转移到对我意义较小的其他课题上去。 这暴露了当时我系统地发展思维的能力还比较弱。 我思考，用格言方式写作，努力寻找表达我的直觉的方式，我的思想不是推论式的，在我的书中没有推论的联系。 我自认为最完美的书是《论人的使命——不同寻常的伦理学体验》。
在这本书里我力图创立完整的伦理学。我一直是存在主义类型的思想家，当这个词还没有通用时就是如此，《创造的意义》是我的生活中Ｓｔｕｒｍｕｎｄ
Ｄｒａｎｇ（狂飚突进运动）时期的书。 这本书的写作与我的生命力的大的高潮相联系，并且伴随着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是对莫斯科东正教界的反叛时期。 我离开了宗教—哲学学会，中止了参加它的集会。 同样，我也离开了“道路”出版社，我进入了孤独的创造之中。 这时我整个冬天在意大利旅行，我们居住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在返回俄国的路上（我母亲病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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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狂喜的体验７２
参观了阿西西。 意大利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有力和强烈，在那里我写了《创造的意义》的一部分。 我产生了很多关于文艺复兴的创造性思想。 我认为这是失败的创造，然而失败是伟大的，这种失败和一般的创造的悲剧有关。 然而，意大利的全部环境（不是指现代的环境，而是指过去的意大利的环境）
都激励我写这本书。我在意大利每一分钟都感到快乐。我特别喜欢早期的——还是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Ｑｕａｔｒｏｃｅｎｔｏ（意大利１５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非常喜爱波提切利，并且看到了他的创造的悲剧体验的巨大意义。 完全不喜欢１６世纪和更后的罗马的文艺复兴时代。 很不喜欢圣彼得大教堂，无论如何不喜欢拉斐尔。 前拉斐尔画派，倒是具有较多的直爽的味道。 不过，列奥那多。达。 芬奇一直使我很兴奋，在罗马我喜欢巴洛克式的喷泉，但不喜欢巴洛克式的教堂。 最喜欢原始基督教会，坎帕尼亚使我产生了很强的印象，在那里人的创造的丰碑转化到自然现象中。 罗马给人以强烈的世界历史感。 我一直特别尊重圣方济各，我认为它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我必然想去访问阿西西。在现在的意大利，圣方济各修道院已经荒废，这给我以沉重的感受，一个出生于丹麦的圣方济各修道院的修士告诉我们被遗忘的圣方济各的情况，在教堂里除了修士之外，任何人也没有，我们这些东正教徒在圣方济各墓前作了弥撒。 我带着忧伤离开了意大利。 当我再返回意大利时，它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是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了。 回到莫斯科，我开始了新的时期，东正教的团体，不仅是右的而且包括左的，都十分怀疑甚至敌视我关于人的创造本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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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自我认识
想。 我感到思想上十分孤独。 当《创造的意义》出版时，依万诺夫在私下的谈话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并不同意我的思想，但是一般地同意创造的异化。 他从音乐上领会我的书。 布尔加科夫在他的著作《永不熄灭之光》中承认我关于创造的思想具有否定一切的、人神的性质。 只有罗札诺夫对我的书作了较多的评论。
G对我来说，创造问题是和自由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已经说过，我写了《自由的哲学》，这本书不是完整的著作，而是个别短文的汇集。 我不满意这本书，其中的术语表述得不够确切，后来，我对自己思想的表述要比它好得多。 不过，自由的首要地位已经在这里确立了，人的创造行为和世界中新事物的产生是不可能从封闭的存在体系中得到了解的。 创造只在容许自由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它不是被存在所决定的，不是从存在中引申出来的。 自由不扎根于存在，而扎根于“”
（“无”）。自由无基础，什么也不能决定它，它处E P h K N于因果联系之外，而因果联系则是存在所要服从的东西，没有它，就不可能设想存在。 只是后来我才完全形成了关于自由的外于存在的性质的真理，在《自由的哲学》中我还没有从本体论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意义》这本书也没有完全从本体主义中解放出来，不过，在《创造的意义》中我已经表述了我的基本思想：创造是从无中的创造，也就是从自由中的创造。 批判者将这样荒谬的思想归之于我：人的创造不需要物质，不需要物质世界。 但是，我任何时候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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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无”看成是这个样子。 人的创造行为需要物质，没有物质的现实它不可能进行，它完全不能在虚空中，在真空中实现。 但是，人的创造行为不可能从整体上被世界所赋予的物质决定；在创造中存在新的事物，它不可能被外在的世界所决定。 这里有那种自由的成分，它混杂于所有的真正的创造行为之中：创造的秘密就在于此。 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是从无中的创造，这只是意味着，它不是从整体上被世界所决定的，它同样是自由的放射，不是被什么外在的东西确定的。没有它，创造不过是现有的世界成分的重新分配，新事物的产生则只能是幻想。使我不得安宁的和首先关注的课题是：从非存在中如何产生存在，从不存在的东西如何产生出存在的东西。 不可能从已经是决定论的存在出发来解释从非存在到存在的转变。 不过，这是关于自由的课题，承认自由扎根于非存在或者“无”之中，就意味着承认自由的非理性的奥秘。这可能只体现在精神体验的象征性的描述之中。 关于非存在性的、前存在性的自由，不可能形成概念。 我承认，创造的才能是上帝赋予人的，但是人的创造行为渗入的是自由的因素，而不是决定论的世界，或者决定论的上帝。 创造是人对上帝的号召的反应。 提出能否从宗教赎罪的观点来证明创造之正确的问题，是毫无结果的和荒谬的。 对于赎罪和拯救的事业来说，没有创造，也能进行，但是对于千年王国来说，人的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