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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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C字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　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e　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　Q，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年，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古董了。——不把这些古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台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到了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〇），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袁氏世系表
（录自《袁世凯全传》第五页）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〇一～？）、甲三（一八〇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土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煊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　＇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1912。　Edited　by　Arthur　W。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　44。2　vol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籍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