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黑瓦-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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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领到食堂吃饭。女播音员对她说：“他秦启昌敢甩了你，我们一人—口唾沫就能把他淹死！”矮个子公安干事从腰上摘下一大串钥匙，试着—把—把地往秦启昌门上的锁孔里捅，居然把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将秦启昌的老婆领进屋里，让她在秦启昌的床上睡下了。深夜，秦启昌悄悄归来了，—拉灯，见床上躺着他不想要的老婆，扭头就走。他老婆在这里—住十几天，终于没等到个好，只好回去了。可是隔不多久，她又来了。就这样，来来去去地耗了秦启昌好几年，也没让秦启昌实现离婚的愿望。
这年秋天，她又来了。这回秦启昌没有躲她，却一言不发，铁青着脸，死死地在写字台前坐着。后来有人喊他，说县人武部来电话，让他接电话去。他离开不久，他老婆一拉写字台的抽屉，见那里头四枚手榴弹捆成—束地放着，便尖叫起来：“救命呀！——”她直奔杜长明的办公室，见了杜长明，扑通跪下了，“杜镇长，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他想用手榴弹炸死我！捆了一捆手榴弹，就在他抽屉里！”杜长明一惊，叫了公安干事和即将退休的人武部长直奔秦启昌的房间。等秦启昌接完电话回来时，那束手榴弹已在人武部部长手里了。杜长明只说了一句：“老秦，你到我办公事来一趟。”
杜长明本想将这事瞒下的，但秦启昌的老婆当下一路叫着：“秦启昌要用手榴弹炸死我！”直接去了县人武部、县委会。要不是杜长明站出来竭力平息，秦启昌差点以“图谋杀人”罪被公安局拘走。后来，秦启昌得了杜长明的暗示，一口咬定，那束手榴弹是前不久民兵演习之后没及时送回武器库房而带回了住处的。杜长明让人做了证明。这件事的性质便由“图谋杀人”降至“违反纪律”。即便是这样，秦启昌仍被县人武部叫去，并被关起来，让他做检讨。后来传出消息，秦启昌本可升任镇武装部部长的，但现在已绝无可能了。不光如此，民兵干事的职务恐怕也不能保住，还有可能开除公职。
十天后，秦启昌回到了油麻地镇，一头好头发掉得不剩一根，只剩下—个绝对的秃子：受了惊吓，前途灰暗，神经紊乱，夜里“鬼剃头”，给他来了个寸发不留。他被悬在那里悬了半年，后来考虑到他带领民兵训练摸爬滚打很能吃苦，枪法也好，才又恢复了他的民兵干事的职务。从此，他不再提离婚之事，那老婆也不敢再来油麻地镇，只是每月在城边的家中等着秦启昌寄去的十五元生活费。从此，秦启昌秃着顶，倒也逍遥自在，—边将民兵训练优胜的奖旗—面一面地领回，—边用土制的炸药包到处将河中的鱼炸起，一边到油麻地中学来玩耍打球，一边将这—带上好的妇女慢慢享用。秦启昌天生就是让女人失魂落魄的人物。
傅绍全的媳妇梅子与秦启昌的故事，是何时开始的，又是如何开始的，我不得而知。被我知道时，这故事大概开始已有—段时间了。
第五部分铜匠师傅（2）
第二节
傅绍全的铜匠铺又呈现出荒凉景象。
傅绍全不再养鸽子了，但学会了赌博。他常不在家。梅子每次见我找他，总是那句话：“又不知他死到哪儿去了。”有时撞到他，总见他头发蓬乱，面容憔悴，两眼疲倦无神。我对他说：“你不能再赌了。”他用双手搓搓发灰的脸，说：“不赌了。”
但这时如果听到梅子从阁楼上下来，他就会大声说：“大不了卖这幢房子！”梅子就从阁楼上走下来，乜他—眼，一句话不说，走到街上去了。傅绍全向梅子提出过离婚，但梅子—撇嘴，“你不怕丢人你就离。离了，看你还能找—个我这样的女人！”傅绍全回答她的，是对赌博的更疯狂地投入。
这地方赌博成风。小孩就爱赌，方法是玩“五七寸”。地上横放—块砖，再往砖上斜倚一块砖，一人—只手握着五寸长—根树枝或芦苇秆，另一只手高高举起，眼睛盯着前方几个下赌的人放在地上的钱，心里好好估量着，然后将—枚铜板从手中跌下，跌在砖的斜面上，那铜板就轱辘向前。等终于停住，就拿出“五寸”来在铜板与钱之间量，若够着了，就将地上的钱吃去。若够不着，便由下赌的人蹲下，用自己手中的“七寸”来量，若够着了，跌铜板的则如数掏钱。这玩法玩起来很上瘾。读小学时，我玩过，输光了就掏父亲的口袋。掏不着，就趴在地上用掏灰筢够鸡窝里鸡刚下的蛋，去小商店卖了，再接着玩。
上了岁数的人，就玩纸牌与麻将，赌注不很大，玩起来很文雅，也很温和（老年人受不了大起大落、瞬息万变的刺激）。但也上瘾，入了境，雷打不动。油麻地镇上的江婆，一天玩麻将时，天下起雨来了，小孙子来喊她回去收晾在外面篱笆上的棉被，她正在心里惦记着一张幺饼，朝小孙子挥挥手，“去去去，淋湿了就淋湿了！”
青年人既不玩“五七寸”，也不玩纸牌与麻将，而是玩骰子和扑克。这地方上的人管“骰子”不叫“骰子”，也不叫“色子”，而是叫“猴子”。那骰子往碗中突然地—放，在碗中滴滴答答地跳，活如猴子——故称“猴子”，颇恰当。“猴子”玩起来很让人害怕。几颗湿淋淋的脑袋抵一块儿，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桌上—只碗。当“猴子”跳起来时，—个个眼珠子就快要掉到碗里了。玩“猴子”是个气力活。那三只“猴子”紧紧握在拳头里，往碗里放时是用了全身的力气的。据说，劲越大，“猴子”
就跳得越凶，也就越能跳出好点数。因此，玩不—会儿，就会—个个脱光上衣，露出光脊梁来，还要声嘶力竭地叫唤，叫唤声能掀掉房顶。“吆五喝六”这个词，大概就是从玩“猴子”这儿引出来的。
当时禁赌也抓得很紧，玩“猴子”太张扬，不很适宜。于是，就玩扑克。玩的方法里头，有一种最厉害，名字就让人恐惧：火烧洋油站。四个人围一桌，每人只摸两张牌，然后摊出来比点数。输赢乃瞬间之事。玩起来，就见桌上钱来钱去，人的面孔就如川剧里耍面具，—会儿一变。那人性，那欲望，就不住地翻转出来给人看。还有那一桌子上的手，看了让人直冒虚汗。
傅绍全只玩“火烧洋油站”。
傅绍全赢的时候少，输的时候多。他做铜匠活儿挣得的钱，—分也不给梅子。梅子也不向他要。他就勉勉强强地赌着。后来越赌心越黑，输出的款项—日一日地大起来，做活儿挣的钱，还不够对付—局的。他就削价处理那些浇铸得很漂亮的铜铲铜勺，把凡能卖出去的货物都很便宜地卖了出去，一时间生意很兴隆。
这些钱也很快就输掉了。他开始向人家借钱。借时，总是编个谎话，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急着用钱，并再三保证几日之后便可还钱。这钱是还不了的。于是到他家门上要账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傅绍全自然不能待在家中，去别处躲了，人家就跟梅子要。
梅子有时也会拿出钱对付几个人，“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借钱给他了。他不学好。”但梅子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对付所有的人，就说：“你们跟傅绍全要去！”傅绍全就在谎言、赌博与躲避中一日—日地混着。
梅子就天天把自己打扮得很体面，还用了点花露水，总把阁楼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秦启昌常拿出—些钱来给梅子。梅子说：“别管他。把这家输光了，我才高兴。”
梅子看上去很甜，并不像一个坏女人。只有到她轻盈地走路，把腰肢扭动起来时，才会勾起人的什么心思来。
秦启昌并不胡来，绝不普遍开花，此时只把好事留给梅子—人。
梅子有时也去秦启昌那儿。我去秦启昌那儿取鸽哨，就见进一回。梅子头发有点儿乱，脸红红的，嘴唇很湿润。
梅子像是将这世界上的—切都得到了，很满足，很安静，目光里无一丝邪恶与欲望。这一形象愈鲜明，傅绍全就愈不能忍受，索性赌它个终日不归。于是阁楼上便常有秦启昌。我每次去傅绍全家，抬头去望那阁楼时，总在心里认定，那上面又在故事里头——那阁楼注定了要有故事。
傅绍全不想看见秦启昌。他不想见到故事的细节。他见到秦启昌，一面会在心中燃起伊恨的火焰，一面又会跌入自惭形秽的心情里。秦启昌太高大雄壮了，目光太炯炯有神、雄性十足了。
而他呢？那么瘦，像只缺少草汁的螳螂，年纪不大，背却有点驼了，并且不可拒绝地接受了父亲的乌嘴唇和短细无神的双眼。傅绍全不愿去进行这种残酷的对比。再说，即便是傅绍全想捕捉故事的细节，秦启昌也有办法来回避他，因为秦启昌就是禁赌的总指挥。秦启昌随时掌握着傅绍全的行踪，并深谙赌徒入境之后不知归返的痴迷。他能像归家—样，放心地去那阁楼上与梅子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下纺织那重复的却又永觉新鲜的故事。
傅绍全几乎向油麻地镇的所有人都借了钱，甚至用花言巧语，把—些小孩用来买糖块或买文具的钱，都骗到手上，汇作赌注。油麻地镇的人家，几乎户户是傅绍全的债主。但他还是不肯停手。这天夜里，外面下着大雪，西北风刮得很紧，我们几个在被窝里缩成一团正睡觉，忽听有人敲我们宿舍的门，先是马水清问了一声：“谁？”外面有人答：“我。”我一听是傅绍全的声音，就问：“傅绍全吧？”外面就答：“是我，傅绍全。”我就爬下床去给他开了门，一阵冷气便扑进门里。我拉亮电灯，灯光里站着的傅绍全很可笑：上身只穿一件背心，下身只着一件裤衩，耸着瘦削的肩，索索发抖，看上去像条挂在高处枯藤上风干了的丝瓜。我们没有问他的衣服哪儿去了，知道肯定是他赌输了掏不出钱来，被人押去了衣服。他把两只手放到嘴边呵着热气，眼珠滴溜溜地转着，想说什么。我说：“快钻进我的被窝吧！”
他摇摇头：“能借我一些钱吗？不是去赌，是去把衣服赎回来。”我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一角多钱来。他不嫌少，伸出发乌的长手要了。马水清坐起身来，从压在被上的衣服口袋里取出两元钱来。傅绍全眼睛一亮，走过去接住，“我会还的，过两天就还！”我和马水清心里都清楚，这钱是永远也还不回来了。我给了他—条裤子，他不拒绝，穿上了，但短—截。马水清给他—件上衣，他也不拒绝，穿上了。然后，他就转身走进黑暗里，走进雪地里。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他抖抖索索地在寒冷的夜空里哼唱的声音。
春节即将来临时，油麻地镇地方政府的抓赌变得频繁起来，也更加严厉起来。只要抓住了，就会受到惩罚。一般是罚赌徒们劳动。因为众人都知道的原因，傅绍全所在的赌场，一般都较为安全。但春节这—天，傅绍全也被人捉住了。他和几个同伙被人押到镇子中间的大桥头上，被责令担土，将桥头垫宽。大年初一，人来人往，路过大桥时，总要停下来看他们几个担土。有默不作声的，有说几句俏皮话的。镇外的人见了傅绍全，就小声说：“咦，这不是小铜匠吗？”有人会跟着说—句：“赌钱，不学好。”傅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