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黑瓦-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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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亲大概病得很重，但却从未听到她发出过呻吟声，小阁楼仿佛空无—人。傅绍广、玲子和小莲子倒是常常相伴于他们母亲的身旁。
我说：“傅绍全，你应该去阁楼上看看你妈。”
他不吭声。
“你应该去阁楼上看看你妈！”
他“嗯”了—声，但并没有去。
起先几天，我看到玲子端上去—碗鸡汤或—碗鱼汤，倒能见到吃去了半碗，但这两天，却是原封不动地又被玲子端下阁楼来。我看到玲子的眼角挂着泪珠。她抽着鼻子说：“妈不能吃了……”
傅绍全的双肩哆嗦了下，仿佛打了—个寒噤。他把冻得红肿的双手插到裤兜里，站在那儿困惑了—会儿，走出家门。他去了隔壁邻居家，对那位与他母亲来往密切的大妈说：“她怕是不行了。”大妈问：“她是谁？”“我……我妈。”他带着哭腔说。
那位大妈就过来上了阁楼。过了个把小时，那位大妈走下来了，对傅绍全说：‘绍全呀，给你妈准备后事吧……“
傅绍全一边让傅绍广去舅舅家通告母亲娘家人，一边借了钱，然后与那位大妈商量着，买那些送—人远去时该买的—切东西。他没有慌张，也没有悲哀，神情木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把一个长子的形象很鲜明地勾勒出来。
这天，小莲子从阁楼上下来说：“哥，妈叫你去一下……”
傅绍全低着头半天不吭声。
小莲子只好又回阁楼上。
“傅绍全！”我很生气地说，“你不能不上阁楼去看你妈！”
他点点头说：“我过—会儿去，过一会儿去……”
然而，他依然没有上阁楼。
两天后，傅绍全的母亲去世了。记得她死时，离农历大年三十只差三天，油麻地镇上来来往往地走动着购买年货的人，已有一些耐不住性子的小孩偷了鞭炮早早地放了起来，那天的天气一点不像是冬天，太阳暖烘烘的。
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下葬自然要抢在农历三十之前。二十九，是傅绍全的母亲下葬的日子。那天的天气依然暖烘烘的。
傅绍全的母亲被人从阁楼上抬下来时，我见过。她已瘦得几乎没有了，薄薄的盖在被子底下。但脸色却没有我想像的那样苍白或蜡黄。
下葬时，跟了许多人去围观。
在众亲人围着墓穴跪成几排时，傅绍全却没有跪下。他舅舅在他脸上猛地扇了一记耳光。傅绍全—阵发晕，身体往后跌去，直到跌在地上。他用手抹了—把泪，却又站了起来。
无数双目光不再去看墓穴与棺材，而投过来看傅绍全。
傅绍全像在流水中找了扎实了一根桩。
霍长仁突然出现在傅绍全背后。他穿着皮鞋，对着傅绍全的腰眼，猛地一脚，“畜生！”傅绍全应声跌跪在地上。他掉头看了一眼身后叉腿站着的霍长仁，把头埋在双膝间，过了—会儿，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第十节
母亲下葬后，傅绍广、玲子和小莲子皆被舅舅家接去过年了，傅绍全哪儿也不去，关了门在床上躺了两日，无论是谁也敲不开门。年初三，傅绍全把门打开来时，油麻地镇的人看到，傅绍全的脸与手皆洗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新衣。他把那只熄灭了很久的炉子端到街边，在炉膛里放了木柴，然后点燃蘸了煤油的废纸，塞到炉下，慢慢地拉起风箱。先是—股浓烟升向空中，接着烟变蓝，变淡，炉中蹿起金黄的活蹦乱跳的火苗来。
他托人带信到舅舅家，让绍广赶快回来，跟他一起做铜匠活。
我再来到铜匠铺时，那里已回到我最初见到时的样子。门口的架子上又挂满铜铲与铜勺，它们在风中“丁丁当当”地响，使人心中添了几分愉悦。
傅绍全把手艺—点一点地教给傅绍广，极温暖、极负责任地照料着、供养着玲子和小莲子，让她们穿着干净衣服，扎着好看的头绳，在口袋里放着零用钱去上学。
秋天，傅绍全的家重新粉刷了一遍，并将阁楼格外地装修了一下。当四野的稻子金黄一片时，傅绍全结婚了。我出五块钱，秦启昌出十五块钱，我们合一股儿，买了—条缎子被面送给他，我们也就自然被请去吃喜酒。
傅绍全娶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媳妇。她跟在傅绍全后面，给众人点烟斟酒。走到我们桌子时，傅绍全说：“这是秦干事。”她脸一红，小声地叫了一声：“秦干事。”傅绍全把手放在我肩上，“这是林冰。”她朝我很羞涩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了，你们是绍全的一大一小两个好朋友。”
吃完喜酒，我跟了秦启昌走出傅绍全家。路上，秦启昌说：“没想到这傅绍全，找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媳妇！”
第三部分文艺宣传队（1）
第一节
早在傅绍全的母亲去世前的—个月，邵其平曾公布过—份文艺宣传队的名单，这个名单就已经把我从铜匠铺—下子唤回了学校。
我会拉胡琴，文艺宣传队无疑给了我表现的机会。
而更重要也更隐秘的原因却是：在那份名单里，有陶卉的名字。
我遗忘了学校，学校也遗忘了我。现在，学校又重新记起了我。我也忽然记起了我是油麻地中学的一名学生——我不属于铜匠铺，我属于油麻地中学。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个人——赵一亮，像墙报栏里的—篇文章，牢牢地钉在了我记亿的墙壁上。此后许多年，这篇文章还在不时地掀动着。
这天，邵其平把宣传队的全体人员召集在—起开会（他现在为油麻地中学文艺宣传队负责人），在宣布乐队组成名单之后，紧接着宣布我为乐队队长并拉主胡，赵一亮和徐朝元拉副弓。散会之后，我让乐队的几个人留下来再开小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别人。我不能忍受别人朝我指手画脚，可我自己也没有朝别人指手画脚的才能。这是我一生中许多悲哀中的—个。望着六七个乐队成员，我不知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总是重复自己的话。事后，我对自己的无能很恼火。在我讲话的时候，谁也没有向我表现出他们承认并且尊重我的位置的神态。我的心—直虚着，尤其是在我看到赵—亮的神态之后。
赵—亮比我还低—个年级，却长得比我高出一头。在二十岁之前，个头问题始终是我的—个敏感问题。它是我自卑的—个情结。赵一亮在最后边站着，身子挺得很直，头微微仰着。他的肩膀很宽，胸脯饱满而结实。他的穿着的质量与整洁，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个人都不能相比的。他的衣服板板地穿在身上，仿佛是刚熨过的，而我的一身衣服皆皱皱巴巴，仿佛是从—个沉重的大屁股底下刚拽出来似的。他的每个衣服扣子都很稳当、严实地扣着，甚至连风纪扣都扣着，而我的上衣竟然缺了两颗扣子，外衣以及好几件内衣的领子全都敞着，仿佛一个人家马上要来客人，主人来不及收拾衣服而把许多件衣服一件件都套在了—个衣架上—样。他的头发竟然是向后梳的，并且是打了油的，没有一根乱发。而我的发型（其实无所谓发型），犹如—个马桶盖儿，罩在头顶上。在我说话期间，赵—亮始终两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将左脚稍稍跨出去几寸，默默地站在那，嘴角上微带笑容。他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压抑。
不过，在宣传队开始活动之前的—两天时间里，我还是颇为兴奋和得意的。“我是乐队队长！”“我还拉主胡！”我觉得我在陶卉面前一下子高大与强大了许多。
我八岁时就学拉胡琴。虽然那把胡琴很寒碜（自做的，竹筒上蒙了—块黑鱼皮），但毕竟也能在上面拉出曲子来。进入油麻地中学之后，我买了一个蛇皮蒙的胡琴，拉得也更好了，还不止一次地与姚三船的笛子在宿舍里合奏过。油麻地中学有几个拉胡琴的，我都听过，觉得都不及我拉得好，不时地心里小有几分得意，但远不及这时。这时我有了一把真正的胡琴。这是学校专门为宣传队购置的，价值—百多块钱，红木的，沉甸甸的，筒上蒙的是道道地地的蟒皮，且是鳞纹细密均匀的好蟒皮。拿到那把胡琴的那天是阴天，这蟒皮居然还是紧绷绷的，再看我自己的那把胡琴，手—按皮就瘪陷了下去。关键的是，我要用这把漂亮的胡一班人马正式演奏，在很多人面着演奏。
“在很多人面前”表现自己，这大概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的快感永远不是来自自己，因为自己并不能看见自己，而是来自于别人——在别人的眼里才能看见自己。这兴奋与得意的加强，依然与陶卉有关。夜晚，我许多次想像过这把胡琴与陶卉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她构成的图景：它或是欢快地或是悠扬地奏着曲子的引子，化了妆的、变得格外鲜亮的陶卉便站在帷幕后很入神地听着，引子刚—结束，她就随着曲子，从帷幕后或舞着红绸飘动出来，或打扮成小媳妇的模样，挎—只篮子呀什么的，踩着点儿，用了—种小媳妇的脚步走了出来……因为她的出现以及她与它之间的和谐与互衬，使舞台变得—片明亮，使台下变得一片静寂……
浸浴在这样的好心情之中，身体就会变得轻飘起来。打篮球时，动作敏捷，弹跳极好，投球命中率也极高。对方是秦启昌叫了几个学生（其中有杜高阳）。连连输球后，秦启昌便朝杜高阳们叫：“注意林冰投球！”杜高阳他们注意不了，秦启昌就扑过来盖帽。我的个头虽然矮小，但投球弧度极大，几乎是垂直着升向天空，加之顺势向后一仰，秦启昌总是秃脑袋打一个闪扑了空。刚从上海回来的马水清，跟我—拨儿，见我投进一球，总要过来，咬牙切齿地揪我的腮帮子。
宣传队活动的前一天，我想把乐队集中起来先练习练习曲子，便去通知赵—亮。
赵—亮家就住镇上，在镇上最南端。离他家还有五六十步远时，就闻到了弥漫于空气中的染料味——他家开着—个大染坊。
我许多次见过赵一亮的父亲，他的手不是蓝色的，就是红色的，从未见过他的手是正常的肤色。我去过染坊，我家曾在这里染过—块布和两件旧衣。他家门前有一大块空地，空地的一角有一个草棚，棚下有好几只硕大无比的染缸，还有两口硕大无比的煮颜料的铁锅，其余的空地上拉了许多根铁丝，是用来晾晒染过的布匹的。长年累月的，那片地已不是土的颜色，被流淌下来的颜色染得五颜六色，驳杂纷呈。遇到好天气，那铁丝上晾满各种颜色的布，微风一吹，布掀动起来，再发出“哗哗”的声响，是很有几分壮观的。逛镇子时，我曾不止—次地站在几十米的高处，看过这个叫人兴奋的场面。当时，我还不知道赵—亮就是这个大染坊家的儿子。
当我站在赵—亮家高高的大门前的石头台阶上时，我听到了从里面传出的胡琴声，这胡琴声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觉得那台阶更高，那门也更高，那门内也就更深远了。我以前并不曾听说过赵—亮会拉胡琴。而我现在听到的胡琴声，竟是那样流畅，那样有章法，第二把位，甚至第三把位的音都摸得那样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