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黑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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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着我们出来真是活受罪。为了防止丢失和便于丢失后寻找，他在我们即将坐长途汽车去江边小城南通之前，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只灌了水一吹就“嘀溜溜”呜叫的小瓷鸟，并告诉我们：“谁丢了，就站在那儿吹，声音大点。”我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很有趣。这鸣啭还很动人，如绿叶间的真鸟一般，即使人没走丢失，走在队伍里也吹，引得路人都朝我们望。这鸣啭就这样不时地混杂在那些雄壮的、尽力气唱出的歌声里，显得很有趣。
邵其平笑笑嘻嘻的。
我们这支队伍里有马水清、陶卉、丁玫等十多人。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样子—定很可笑。瘦啦吧唧的，戴一顶折断了帽檐的绿布帽子，裤管短短的，背了一张只从中间捆了一道绳的大红花的被子（还打了补丁），眼睛很亮，却又很傻地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这支队伍当然也可笑，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我这副模样。再加上—面屁股帘大的小红旗被高高地举着，在风中刷刷地飘扬，自然就更可笑了。
我们走得很得意，把脚抬得很高，然后很重地将它砸在地上。人的心情总要影响到脚步。换个角度说，看人的脚步就能看出入的心情。脚步比脸上的表情可能更可以明确地透露人的心情。那时，许多人的脚步是—样的———种充满了豪迈感、庄严感的脚步。这脚步在阳光下，在夜空下响着，成了一段岁月的音符与象征。
串联对我们的胃来说，也是一种叫人惬意的事情。
饥饿，是我十八岁之前的重要记忆这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倘能成立，一定得有—个前提：人已经吃饱了。
如果人未吃饱，如鸟一样饥饿，也会像鸟—样为食而亡的。饥饿极为可怕。它是一种到了极限时见石头都想啃的欲望。它能使人失去志气和尊严，从而使人变得猥琐，在心头笼上挥之不去的羞耻。我偷过人家瓜地里的瓜，摘过人家枣树上的枣，吃过人家的残羹剩饭。我还曾溜进人家的厨房，揭开锅盖，用手抓过人家的米饭，并且就在把手捂在嘴上时，这家人家的主人走进了厨房。
从此，我便永远也摆脱不了一双睁大了的、盯着我不动的鄙夷的眼睛了。我吃过—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
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十五天才能盼到—顿干饭。所谓的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尖着嘴喝稀粥。如今回老家时，总觉得那地方上有太多嘴长得尖尖的人，并且，我无端地认为，这样的嘴就是当年喝稀粥喝成的，而如今成了基因，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毛孔——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扼死——饥饿的欲望。毋庸讳言，我日后永远不敢忘记马水清，这与在那样困窘的日子里，他不断请我吃猪头肉，并时常让我到他家小住改善伙食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没有想到，串联居然让我们解馋。我们每到—处，都有人接待，并且每顿都有肉吃。我们围坐—桌，牢牢地围住一只盛有青菜和肉片的大盆子，真让人激动。我们吃得极勇猛，只见无数裉筷子在盆里搅动着，像某个地方的宗族之间棍棒交加的械斗。
只有陶卉，很文雅地坐着，轻易不伸筷子，只把碗里的饭慢慢拨弄到嘴里。她家的日子—直过得很好。这从她白里透红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大盆子里很快就剩了汤，于是便有几双筷子失望而又不屈不挠地在里面捞着，捞得让我和马水清都觉得讨厌。比我低—个年级的一个大个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大盆子。他那种打捞极丑陋：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仿佛要掉进盆里去。每每总在我们离开桌子后不久，听见他在背后惊喜地叫一声：“我又捞到了一块肉！”
我们一路吃下去，把嘴吃得油光光的，没过几天，就长胖了一些。最好的是上海。关于大串联，我有许多事情已忘了，但上海某大串联接待站（这个接待站似乎在小西门一带）招待我们的红烧肉却至今不忘。我很奇怪，人的记忆居然还能几十年不忘地记住某种气味。后来去过上海多少次，都想吃那个接待站烧出的那种红烧肉，可是终于没有能够如愿。
那咱红烧肉无疑是若干个美好记忆中的—个。
第二部分快戽干了水的池塘（2）
第二节
长途汽车颠簸了八个小时，我们也唱了八个小时。汽车跑得满身尘埃，直喘气，我们也唱得没力气了。傍晚到了南通。
无数支江北的串联队伍汇集于南通，都要从这里过江。这江边小城都快挤爆了。然而队伍必须开到这里——南通港是通往江南的大港。
召其平领着我们这支疲惫的队伍到处投宿，但所有的接待站都说他们再也无力接待了。一直奔波到夜里十点钟，我们才在一所中学找到了一小间房子。这间房子里还没有床，只有用稻草铺成的地铺。
因为只有—间房，男女生今宵只能同室而眠了。
面对这样—个意想不到的事实，我一点也说不清楚自己当时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召其平说：“对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大家都拿了毛巾出去擦—擦脸，然后赶紧打开被子睡觉。”
陶卉出生于医生家庭，父亲陶国志是油麻地镇卫生院的院长，她自然比一般女孩爱干净，在自来水龙头下仔细地擦洗了很长时间。我今天出了很多汗，浑身黏糊糊的，打算好好擦洗—下自己，便在一旁站着，等她用完水。她大概觉得终于擦洗干净了，把小辫解下来，让头发蓬松开来（在头发蓬松开来的一瞬间，让人觉得有一朵黑色的花在灯光下开放）。她用毛巾将头发一遍一遍地搓擦了—会儿，然后轻轻地甩甩头，把头发全都甩到后面去。那头发有几缕依然沾在脸上，她微微仰起脖子，挺起胸脯，用手将头发往后捋了几下，这才离开水龙头。
等她离去十几步远后，我才走近自来水龙头。反正没有人了，我脱了上衣，脱了鞋沫，挽起裤管洗起来。天有点凉，水也有点凉，洗得咝咝哈哈的。特别是当水淋淋的毛巾擦到胸脯和背上时，总不免一激灵，在地上跳起来，像被人胳肢了似的。
有脚步声。
我掉头—看，见陶卉搬了张小凳子，又走来了。我为我瘦削的光脊梁（根根肋骨，清晰可数）害臊起来，没把水珠擦干就慌忙穿上了衣服。
陶卉大概看到我了，在十几步远的树底下站着。
我拿了毛巾，拎了鞋，暂且跑到一边，将水龙头给她让出来。
她以为我洗完了，走了，便走到自来水龙头下，把水拧得小小的，像—线檐上垂下的雨水那样流着，然后脱了鞋袜，挽了裤管，坐在小凳子上，把双脚伸到水下。微暗的灯光下，那双脚泛着朦胧的白色。她把两只脚互相交叉着轻柔地搓擦着，那白色便一闪一闪的，像早春时的雨幕中，池塘边的水草里两条嬉闹的白条鱼。
我赤脚立在潮湿的砖地上，觉得很凉，身子微微地打哆嗦。
我的脚还没有洗。然而陶卉却是不慌不忙地洗她的脚。这女孩太爱干净。我想将脚在裤管上擦擦穿上鞋算了，可心里又通不过。
我只好哆嘹着一直等她洗完离去。
我的脚洗得很认真，手指在脚丫间来回搓，发出清脆的“咯吱咯吱”声。我仰望着异乡的月亮，让脚淋着凉水，心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觉。我慢悠悠地消受着，没想到在那间临时下榻的小屋里，有—番尴尬在等待着我——地方实在紧张，十几个人必须—个挨—个地睡，谁也不能指望宽松。男生和女生达成一种默契，要闹我和陶卉。
我进屋时，他（她）们都已—个挨—个睡下了，只在男生与女生之间留下一小块地方。陶卉正在撵夏莲香起来，而夏莲香死死抱住另—个女生的胳膊不松，陶卉便红着脸用拳头捶着夏莲香的肩膀。
—见到那块空隙，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
睡在边上的马水清朝我—笑，将被子一拉蒙住了脸。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靠墙壁睡的召其平说。
陶卉大概想到自己再去撵夏莲香反而会造出更大的效果来，又见我站在那儿不动，便装着没事的样子将自己的被子铺开，然后大大方方地脱去外衣，钻进被窝，面朝夏莲香睡下了。
“林冰，快睡觉！”姚三船说。
“电灯晃眼，快熄灯！”刘汉林跟着说。
“我困了，林冰别影响我们休息好不好？”马水清的声音是从被窝里发出来的。
我企图在姚三船和刘汉林之间挤下去，但还是被他们挤出来了。
“林冰，都颠了一天了，你哪儿来的这么大的精神？还闹什么？快睡觉！”邵其平大声说。
我又想在马水清和谢百三之间扎下去，刚要扎，马水清就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哎哟！邵老师，林冰他还闹！”
邵其平已睡下了，坐起身来，“林冰，你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立即躺下去！”
我毫无办法，只好极小心地在陶卉与马水清之间的一小块极狭小的空隙里放开自已的被子，紧紧地贴着马水清躺了下去。
刘汉林从被窝里钻出来，缩着身子跑过去，咯嗒—声拉掉了电灯的开关。
黑暗之中，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煎熬。我侧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
“别挤我！”马水清用手捏了我嘴巴—下。
我揪住他大腿上的肌肉，咬着牙狠狠死掐了一下，并小声警告他：“丁玫在！”
与此同时，我听见身旁有拳头捶击身体的声音。我猜得出，这是陶卉在用拳头捶夏莲香的脊背。
我承认我容易害羞，也害怕害羞。我爱红脸，在十八岁之前，一直有“大姑娘”与“公丫头”的外号。害羞是—种让人激动又让人无法承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的心理状态。它忽然而来，如雷电的袭击，让你顿时低垂下脑袋，然后直觉得血液“呼啦呼啦”往脑袋让涌，并立即注满大脑，使大脑变得愚拙，运转不了，失去思想和应付的话语。厉害时，如梦魇一般，纵然拼命挣扎，也都是徒劳。我恐惧鬼怪，也恐惧害羞——恐惧害羞甚至甚于恐惧鬼怪。我无数次地逃避着它，也多少次在害羞过去之后思索自己如何获得疗治害羞的良方。我真羡慕那些与女孩大大方方地说话甚至—起嬉闹却无半点隔阂和不自然的男孩们。我也曾多少次暗鼓勇气，要与女孩——与陶卉说话。然而终于没能做到。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在二十五岁之前，都是在逃避害羞中度过的。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我始终经常地被周围的人将我的名字与某个女孩的名字放在—起闹，让我受着害羞的煎熬。
一天的颠簸真使他们疲倦了，不—会儿，我就听到了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