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要我稍稍显得不自信想退缩，他就马上巧舌如簧，花言巧语地让我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这样的结果常常是我总围着他的“指挥棒”穷转悠。
晚上的聚会安排在小薛那里，是紧靠我们街后的一栋二层楼房。它的外观和结构与我们住的房子相差无几，不过小薛租了客厅带睡房的套间，而且他太太也快来美国了；他还从附近同学处借来了几把高低不等的凳子，将它们围着客厅中间的木板长方桌摆放；桌上放了几瓶大包装的可乐和几包土豆片，这就是我们留学生聚会最奢侈的规格。厅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家具。那天聚会的有我们的室友小邓和小程、传播系的小张、电机系的小孙和他的女友化学系的女博士小袁、陈静和她的男友小卢。这些人我早在他的书信里就认识了，现在是对号入座而已。
思进先开腔了：“我们小玲可能明天就要去上班了，你们看她连时差都没有倒过来。”他们立刻七嘴八舌起哄，有的说，像个陈太太的样子；还有的说，陈思进，什么时候也给我们找一个，一来美国就能帮着赚钱。小邓凑上来对我说：“小玲，你来了，这下你们陈思进可如虎添翼了。”说完，他还不忘两手作鸟飞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主人小薛个子小小，戴副眼镜，待人接物，细致周到，走来走去不停给大家送吃的，最不能忘的还是他那地地道道入耳的京腔。陈静则悄悄地约我明天晚上去她家吃饺子、打牌，我高兴地答应了。
接着，聚会的高潮就是针对当时的海湾局势谈论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小孙说：“美国佬真不是东西，像太平洋警察似的，管得也太宽了，什么事它整好过了？”我一听这东北腔和宋丹丹的语调如出一辙，太有趣了。经济学程博士说：“还不是为了控制海湾的石油资源，我看老美为了‘维护正义’，这仗早晚要打起来。”事情果然如程博士所预料，一个代号叫“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一个多月后在伊拉克打响了。小卢说：“说起资源来，我们餐馆的洗碗工昨天还说，在这儿用水反正不花钱，不用白不用，声称要将老美的水用枯、用干。”小薛说：“这管用吗？美国要独霸世界，它要打仗，如果打起来，这也是打苏联。”大家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高见，俨然都成了政治家。
我置身在这群大博士、大硕士们中不敢发一言，唯恐出错。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知识渊博的国家精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朝气。这样的聚会在六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那是个互道平安彼此告别的“饺子宴”，各家带来了不同馅儿的饺子：有白菜肉馅儿、韭菜肉馅儿、芹菜肉馅儿，还有我的青菜粉丝鸡蛋馅儿。
我和思进在克利夫兰的六个月里，我们这些朋友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就像当年的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我们时而开着四五辆破老爷车，进军到克利夫兰Westside的农贸市场，去和“大胡子老美”农夫们讨价还价；时而聚集在一起打牌聊天直至拂晓；时而又出现在小街上，在旧家具中“沙里掏金”；为了激励自己，我们大伙儿还不忘穿梭在富人区的豪门宅院前，立下豪言壮语。
那时我俩物质生活虽然苦，可是那种苦中作乐的温馨却常常萦绕心田。临离别的那晚，大家依依不舍，拍照留念。陈静、小卢还有小邓去了休斯顿，小卢被一个建筑设计院录用，小邓自己开了个咨询公司。小薛和他的太太去了加州。小张和程博士毕业后回了中国。我和思进到了纽约。现在，在克利夫兰留下的唯一一对夫妇是小孙和小袁。
共患难／思进／
星期天早上Jennifer的一个电话，把我和小玲从睡梦中惊醒。她希望小玲星期一就能去见工上班，因为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餐馆生意将会忙起来。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小玲就睡不着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是高兴之余又有点于心不忍。
我深感歉意地说：“这次你为了我，为了来陪读，中断了你在国内的发展……小玲，你对我出国是百分之百支持的，为我付出了很多……”
小玲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去签证的吗？为了出国做了多少努力啊！我想尽快地赚钱，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望着小玲，思绪复杂。在美国有多少夫妻因为生存问题而导致情感的疏远、婚姻关系的破裂……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而且，许多来美国的夫妇因为迫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各奔东西，在我们周围也有好几个例子。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我不便在这里提及。
虽然小玲既Pretty（漂亮）又WellEducated（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坚信她不会纳入上述轨道的！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我真是“屡败屡战”，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而小玲却总是不离不弃地紧跟着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着我。
“文革”结束之前不用说了，就从高考开始说起。我自认为是个读书人，自小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三名。1977年恢复高考时先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清华、北大等一流学府的数理化专业。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也的确过了
分数线，可没想到在体检时血压偏高为110/160（后来知道那是青春期高血压）。
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上大学，连医生都觉得太可惜了。结果那个好心的医生同意我下午再去一次。回家后外婆、小阿姨都诚实地没有给我吃颗降压片。我遵照医嘱睡了一觉，起床后血压不降反而上升了，最后失去了这次宝贵的去清华、北大的机会。第二年再考时，只进了一个三流大学——上海轻工学院，学了我根本不喜欢的机械工程。198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了轻工局保温容器公司，干了三年我不擅长的机器设计，结果没有独立搞出一个成功的项目。
1984年，在一片“下海”做生意的浪潮中，我也辞职“下海”去了深圳，任职于金岸开发公司，前后大大小小谈过十来个项目。每次开始时都是进展顺利，可一到签合同的前一刻就都变卦了，真是邪门儿！到最后我真是心力交瘁，一无所获！
这一次的经商尝试，小玲虽然在心里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她觉得我就是个读书人，根本不适合做生意。可她依然尊重我的选择，放任我在深圳、大连、西安等地方误打误撞了三年。
就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1987年初，小玲把新房
装修并布置完毕，同时办妥了一切结婚事宜，等着狼狈不堪的我回上海结婚。她把蓄势待发的我暂时拉进了一个舒适的、可以安全歇息的港湾。
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结婚不久，我最亲的亲人外婆因病去世。我的天塌了下来！我欲哭无泪。唯一让外婆感到欣慰的，是小玲能替代她照顾好我。失去外婆的悲伤和痛苦，顿时化为努力工作与学习的动力。这段时间，我在轻工情报所任英文翻译。英文是我自学的，喜欢而又擅长！除了上班时翻译专利情报之外，我在业余时间还翻译了许多英美
短篇小说、散文，并曾以“思进”为笔名在不少杂志上刊登过上述一些作品。似乎我的命运有了转变。
1988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翻译了一部美国当代长篇小说。1989年初和出版社也谈妥了出版的协议。正当我梦想成为像傅雷那样的翻译家时，我接到通知，通知说因为那本小说里有“不健康的内容”，我的译稿在最后审查时没有通过！因为那时正在打击这方面的问题。
于是，在我1989年7月的生日那天，我和小玲决定出国。
多亏了小玲，结婚后，她真是带给了我好运。本来小玲是并不怎么想出国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出国梦。那时她在上海建设银行第五支行工作了近十年，刚调到总务科任总务会计，前程远大。她与别的女性不同，她的出国完全是为了我。
女性出国潮的兴起，暗合了当代女性普遍对目前工作生活不满足的心态。
通常来说“女主内男主外”，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做饭擦灶台。其实谁说女人就胸无大志？只不过历史上对女人要求的“三从四德”就像裹脚布一样裹住了她们而已，虽然一味地要求她们“相夫教子”，但是这种思想给她们又提供了另一个跃跃欲试的好舞台：你想成就自己，可又没机会，于是就哄着督促着你的丈夫、你的儿子替你实现目标了。由此看来，于是中国传统女性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实现理想罢了。
于是乎，一旦今日的主流社会叫嚣着男女平等，女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就会有一部分女人与传统割裂得非常彻底，一下子就宣告了她们与温良恭俭让没有任何的关系。
成百上千的女性义无返顾地踏上了飞往异域他乡的铁鸟舷梯，至少说明她们有理想，有勇气，有破釜沉舟的气概。
当然，也有不少的女性出国的目的是为了辅佐夫君或男友，两人一起开天辟地，同时顺便实现个人价值。
更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正是她们威逼利诱着夫君走出去的。因为男人越来越贪图安逸，胸无大志起来，女人们勃勃的野心却已膨胀到了大洋那头了。自己亲自上阵，通过考试出国太难太累，于是，狡猾的女人就懂得利用男人对自己的爱，把男人哄上大铁鸟，再把自己拉扯出去过好日子。
谁唱谁随？很明显，这虽然是“相夫”的新版本，但不也暗示着女性对男性主导权的胜利吗？
把出国当作手段的女性，希望在国外“镀金”回国后从事更好的工作，大展鸿图；把出国当作理想的女性，她们谋求能在国外定居生活。不管是哪一种女人，一旦认定目标就比男人更现实。
她们在各种人生模式中细细筛选着最适合自己的幸福，点击“确认”键后就敢于牺牲一切全力打拼，这就要求她们具有更加结实的神经和准备承受更多压力的心脏。
不管怎么说，她们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她们是自己不断上升的欲望的诠释者和实施者，她们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体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女性解放。
女人的眼光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宽，会让向来有优越感的男人恐慌，但至少，不稳定不满足才推动了这个男权社会的前进。
令我庆幸的是，我们夫妻跳出了这样的怪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既Pretty又WellEucated的小玲抛离了在上海的幸福生活，毅然来到我的身旁，在异域美国和我忠诚地战斗在一起。
小玲来到美国的第三天将要到餐馆打工。不管我心疼不心疼她，残酷的生存现实摆在那里，原本在上海家里本该由保姆做的事，不得不让她去做了。她要用她女性的肩膀挑起一副生存的重担。
从明天开始，小玲将写下她在美国生活的新的一页。
Jennifer余／小玲／
在思进的引荐下，我到美国的第三天就开始打工了。这比起思进来要算“幸运”，在我的打工生涯里，前后共有四个老板；三个女的，一个男的。我头一个遇见的是Jennifer余。她是所有老板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年才二十六岁。第一次见到Jennifer是她来接我和思进去上班的。
那是个下雪天，我们站在小楼前的门廊处等着Jennifer。小街上安静得一点声息都没有，风夹着鹅毛大雪一阵一阵地涌了下来，向街边一栋栋小楼的菱形尖顶和树上盖掩着，大树上的枝枝杈杈被白白的、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煞是好看。在上海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大雪，也从未见过如此的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