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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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演的。除了叛徒王连举和几个群众演员外，我们全家上阵，将整出的《红灯记》搬上了舞台，一时在黄浦区传为佳话。同时，我们一家在九江路上又出了名。因为普及革命样板戏，使失业的大人都有了工作。石库门俨然成了我们家的避风港。没法避免这场轰轰烈烈运动牵连的是姨和舅，先是姨去了新疆军管的建设兵团，然后是舅舅随了六九届一片红——即“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场插队落户了。
姥爷被安排进了一所小学，他像管理剧团那样管理着全校的一切勤杂事务，兢兢业业。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一下课，就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玩儿，这多半是我们的零用钱花完了。姥爷在带我们回家的路上，不忘到九江路和云南南路十字路口的南货店，给我们买零食吃。他总是多买一份儿放在身上，开始我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酷爱孩子的姥爷，凡石库门里的小孩，不管长得多丑，多调皮，多惹事生非，多乖，多听话，多可爱，他都一视同仁，都喜欢，只要看见他们，就会摸出零食给他们吃。孩子们见了他，都亲热地管他叫爷爷。就在全家失业那会儿，以前剧团里的同事们经常的从全国各地来上海，都喜欢在我们石库门的家落落脚，他们前脚进，姥爷就夹起值钱的后脚出，用当了东西的钱照顾客人的吃喝。有的人会说姥爷是败家子，但我不这样看，我特别欣赏姥爷身上的侠气和仗义，就算散尽了家财，也比没有人情味儿的守财奴要强。姥爷虽然在戏曲不算是真正的内行，可对行里的事儿是很清楚的。他借着酒精的力量，对江青控制文艺界迫害艺人的行径，拍桌子、瞪眼睛地骂骂咧咧，姥姥劝都劝不住，他最有力的“武器”是：“我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推翻剥削阶级的，我不怕。”姥爷晚年总是借酒消愁，逐渐地养成了习惯，喝了点儿酒后，就从后门的弄堂踱到南京路，再拐弯沿着云南南路绕回到九江路石库门的家。他郁闷，他烦心，女儿女婿学了唱戏这行，却没了用武之地；小儿小女又离家那么远，让他日夜地揪心；他认为家是败在了他手里，无法使我们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郁抑成疾，得了心脏病而不自知。我当时太小，不知怎样地宽慰姥爷。不过，我最高兴的是为姥爷跑腿。听见姥爷叫一声：小玲，替姥爷去买包“大前门”；或者半斤黄酒；又或者二两高粱。我会乐得一跳一跳地沿着九江路的上街沿，直奔小烟纸店和酒店而去。当我懂得“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含义时已经太迟，姥爷早已离我们而去。
姥爷毕竟受过西洋教育，当爸爸在建工局底下的基础公司做了一名临时工，妈妈也上班后，他让爸妈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了。爸爸会唱京剧，在建工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从而被转为正式工，分派在采购科成了一名科室干部。爸爸的家史，我大部分也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爸爸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六岁那年，石库门的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眼睛上方的两道眉毛，又浓且密，无论是他的体态，还是他的笑容，都像极了贴在每家每户墙上的那个人——林彪。爸妈管我叫他爷爷，我心想，我已经有一个爷爷了（我平时管姥爷就称为爷爷），怎么又出来个爷爷呢？而且，大人们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外人说他像画上的人。这个爷爷特别喜欢弟弟，见了他又亲又抱的。两个爷爷在一块儿吃酒聊天儿，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每晚，我和弟弟都上床睡了，他们还酒兴正酣。不过，这个爷爷只在石库门里住了几天就不见了。我整十岁时，爸妈替我过大生日，这个爷爷又来了石库门，拉着我的手看了个够，他和上次一样，住了几天又走了。于是，我缠上了姥姥问这问那的没完没了，姥姥被我缠得没办法，便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个爷爷的故事，并告诫我不得外传。原来，我这个爷爷是爸爸的父亲，从他这一代往上是世代的中医，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不然的话，药方到了药铺，会遭人耻笑。自他娶了爸爸的母亲后，便不怎么行医了。爸爸的母亲许家在当地是大地主，爸爸的大舅舅在国民党军统里做高参，因为这层关系，这个爷爷在当地的警察局里谋了个副局长的差事。解放军过长江前夕，爸爸的大舅舅预备了全家的船票，催促他姐夫快走。我这个爷爷自忖并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坚持不走。爸爸的大舅舅临行前，还不罢休，大卡车等在门外劝说他们跟他走，我这个爷爷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肯走。爸爸的大舅舅无奈，挥泪告别家人，独自前往台湾，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爸爸1989年在日本的琉球岛和他的大舅舅和大舅妈见过一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这个爷爷眼看大事不妙，赶紧把爸爸送进了江苏省戏校学唱京剧了。因为戏校管吃、管穿、还管住，比跟着他有前途。那年爸爸十三岁，刚变完声。人民政府终因我这个爷爷没有犯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罪行，最后给他带了顶“坏分子”的帽子了事。1976年11月8日，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睡过去了，没等到为他平反。姥姥说，这也是为什么爷爷要把爸妈留在上海的原因，在那样的年代，“坏分子”的子子孙孙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在我看来，姥姥没有小说里描写的大家闺秀所持有的那份端庄矜持、文静和内秀，她也进过洋学堂读书，可天生的一副大嗓门儿，松松脆脆，落地有声。她那口耐听的京白，是小时候在北京熏出来的。姥姥待人特别热情，带着北方人个性中的爽朗气质，大大咧咧的，特缺别“心眼儿”，不管和谁都是自然熟。当年姥姥家和思进的曾外祖父在北京是邻居，她和思进的外婆、姨婆和舅公是打小一块儿玩儿大的。我和思进是姥姥介绍认识的，没有姥姥爱管闲事的热心肠，我和思进，以及很多对有情人都将成为陌路，而无缘结为夫妻。因为唱样板戏有“功”，姥姥进了街道生产组直到退休，至今领着一份退休金。她从一个旧时代的千金大小姐，转变成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为姥姥感到自豪。她有个早起的习惯，叫“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没有搞明白三光和三荒的具体内容。她每晚临睡前必要问妈妈，明天天好洗衣服吗？假如妈妈的回答是肯定的，姥姥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天井里撑起一根根晾衣服的竹竿。石库门的邻居们仿佛约定俗成，只要我们家的竹竿横跨在天井的上空，他们便不会插上一杆。他们洗出来的衣物，会统统晾在靠大门外两边的上街沿上。我现在想起来都吃惊，楼下八户人家的凉衣服竹竿，全归放在天井里的大门后面，大家拿起来竟然不会出丝毫的差错，真可谓石库门里的一奇。不知道是出于对我们这个败落之家的同情，还是视我们一家为“异己”，邻居们从来不会为这种事儿与我们家发生争执。由于我是姥姥一手带大，和姥姥的感情很深很深。在我们家，谁都让着这位大小姐，唯独我可以和她顶嘴，她疼我。有时贪玩儿，我没有在妈妈规定的时间提前回家，知道会挨妈妈的揍；我就泡在身边，这样一来，挨揍变成挨骂，挨骂就变成没事儿了。我常听姥姥说家史，唠家常。我对曾外祖父戏外趣事的好奇心，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的种子，都是姥姥在石库门里为我埋在心底的。
我对医院救护车的恐惧心理，是在我九岁那年，老太太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后再没有出院开始的。姥姥的母亲，我的老太太，一直跟着姥姥住在石库门里。老太太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牺牲品、受害者。她好端端的一双天足，被缠成了小脚；受父母之命嫁给了老阿爹（姥姥的父亲）后，因为没有生儿子，长期被冷落一旁，忍受着老阿爹一房一房地娶妾；又因为她名下有地，被划为地主；可怜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从地里收取的一文钱，却在晚年踮着一双小脚站在毛主席的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她不识字，对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说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她这样做。当老太太和一批“地富反坏右”被集合在我们石库门对面的房子（里弄街道办公室）里，敞开着大门让大家看他们接受再教育时，我也偷偷跑去看了。“地富反坏右”们自始至终得低着头，叫低头认罪。老太太太老了，又是小脚，哪里经得起长时间的站立，看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想抬起头来又不敢，我出于本能地感到老太太需要搀扶，可我缺乏勇气，逃离人群不想再看下去。石库门里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七八岁孩子，有时候为了好玩儿，依样画葫芦学着大人的样子，拽着正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的老太太，踮起小脚跟着他们走，站在他们家的毛主席像前，让她低头认罪。老太太实在是太本分太老实了，连小孩子的话她也听。一次，这情形恰巧被我撞见，我岂能容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这样地折腾老太太？我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一地冲着那帮孩子大吼大叫，像极了一头发狂的小母狮子，为保护老太太，大打抱不平。打那以后，孩子们是不敢再这样胡闹了，而我在石库门里“凶”出了名，同龄人对我都“敬而远之”。稍大点儿才懂得，我们的邻居，都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大家伙儿一个石库门里住着，他们根本无心针对我们家，这才不上纲上线，扩大“阶级矛盾”。
老太太的一生很可怜、很无奈、很可悲、很不幸。她被动地听任命运摆布，连反抗和挣扎的欲望都没有，走得无声无息，无波无澜。第二年的清明节，和第四房太太定居在苏州的老阿爹，来上海给他的正房太太（我的老太太）扫墓。吃了晚饭后，老阿爹还好好儿的和爷爷下象棋。突然地，他手捂着心口说不清话了。医院的救护车又停在了石库门前，老阿爹被送到医院后，再没有回来。或许老太太在九泉之下一个人太寂寞了，她是需要爱，需要陪伴，需要丈夫的。她等老阿爹等得太久了，几乎等了他一辈子。就在那天，她丈夫去看她的那天，把他招去了。我想象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由救护车带来的恐惧感也减轻了。
从我记事起，老太太是第一个离开石库门的人。而不住在石库门的老阿爹也在石库门里离开了我们，是天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谁也说不清，谁都道不明！就在老一辈的人带着恩恩怨怨离开我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彪集团垮台了，学校掀起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美公报》的发表和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频率越来越高。石库门和有名的南京路商业街只隔着一条马路，来我们里弄街道的访华团多了起来。石库门也有了接待任务，由小组长按居委会发布的注意事项，挨家挨户地通知大家：外宾来的那天（通常是上午），不允许衣服晾在天井里和大门外；过道里的煤炉不能起封，要等外宾走后再烧饭；家里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以革命的姿态迎接政治任务。那时的九江路石库门，里里外外旮旮旯旯因年久失修，早已百孔千疮。原来房间的橡木地板，换成了坚硬冰凉的水泥地；“十八家房客”几乎千篇一律地在水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