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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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陈克勤出生在温州的一个书香官宦之家，爷爷是知府，父亲当过副县长，经营过木材行。这个任何人都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了他大半辈子困顿的“孵化器”。　
实际上，他很早就离开了老家。在他六岁的时候，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去世了。后母对几个兄弟姐妹毫无慈爱，不让他上学。刚进初中，才念了半年，后母便催促父亲，要让他停学去当木工学徒。在他不满十岁的时候，后母便作主给他订了婚。当他年满十六岁的时候，为了逃离这强派的婚姻，寻找自己的前途，毅然离家参军了。　
那个“军”是解放军浙南游击总队。应该说，开始还比较顺利。他参加了温州的解放。1952年以前，他没有感到什么政治压力。1952年以后，情况愈来愈糟。首先就是出身问题，他被“内控使用”，在军队里不能管政治、军事，只能管技术。然后是军队整编，他被挤出部队，到杭州笕桥机场、嘉兴机场、山东高密机场去当建筑工程兵。由于实际工作能力强，1954年居然侥幸被选上去苏联学习，而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被选上后先去天津正规培训俄语。没到半年就通知他不必出国了，改派到北京　
建设工程部去，后来进一步了解内情——是阶级斗争需要“内控”。又过了半年，进一步被“清理”，首都已经容不下他了，他被派到了西安建筑工程管理局。既然已经被“瞟”上了，也就在劫难逃了。1957年成了本单位当然的“右派分子”。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挣扎和怎样苦斗的。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知道，我的母亲已和我的父亲离了婚。更懂事一些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是“奉命　
离婚”。我父亲所属的部队领导亲自找我母亲谈话，内容是命令离婚。　
我父亲的婚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他十六岁时就抗命离家。第二个妻子则是我的母亲。第三个妻子是在他当右派的时候娶的。他当了右派后又离了婚，心中不服，只带了一身衣服准备偷渡到香港去。但没有去成。于是，“流窜”到　
福建。在那里，人家不能干、不愿干的事，他都干了，并且干得十分出色。譬如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下，福建需要砖瓦，而福建的红土没有黏性，当地人无法就地取材烧制砖瓦，我父亲就懂得怎样利用处理这种特殊的泥土。他不但做得好而且出了名。当地领导为了留住他，作为“人才”，居然为他张罗了第三次婚姻。他每个月有15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所以有了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撑。　
不久“文革”开始，工资没了，还要戴高帽子批斗游街。结果是：离婚加上遣返原籍。　
他的第四次婚姻是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航道，而他个人也开始从困境中走出。　
因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不得不从西安到上海的外公家去，那里有外婆、小阿姨可以帮助照料。我是老二，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斯鸣。所以我一出生就面临一个家庭难题：我母亲如何在西安一面工作，一面看带两个幼儿。于是，我外婆决定把我留在上海，由她来哺育。我母亲在我满月之后，带着哥哥又去了西安。由外婆用牛奶、奶粉、米汤喂我长大。因为精心喂养，细心呵护，我长得非常健康。于是，家里家外的大人都叫我“小胖”、“胖子”。直到今天，我和舅舅、小阿姨通信，他们还称我“胖子”，尽管四十出头的我早已不胖了。　
而其实，外婆决心把我留在她身边，由她来扶养我的1958年，我的外公已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的外公家也在困难之中。　
我外公沈季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时候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谁都知道，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一百多年来，多少中国文化盛事，多少中国文化名人都和商务印书馆有关。而我的外公是个毫无“社会背景”的人物，祖上没有给他留下可作依傍的权、势、钱，他完全靠学问、人格、奋斗而被有识之士认可，成为这个“百年老店”的领军人物。　
在我成人之后，才知道外公是个孤儿，外公六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他的名字中有个“季”，因为他是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所以，他曾依靠过兄长们，但是，嫂子的刻薄使少年的沈季湘无法忍受，他从年轻时起就走上了个人奋斗的道路。　
他当过“学徒”，这是旧社会中“奴隶的奴隶”，然而，他却从学徒的起点上，奇迹般地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那时候的大学进行的是所谓“精英教育”而不是当今的“大众教育”。当时的一个大学生在人们眼中，比如今的一个大学教授还显得“珍稀”。他居然能进入大学，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而他的特点是从不言苦，倾吐自己生活中的“苦水”。我只是从外婆的片言只语中，听到一些细节。譬如，他在就读大学时，成绩特别优异，并且竟能在考试中充当“枪手”——一个人做两三份卷子。大概是一些富家子弟靠着这个“枪手”骗得代表身份和学历的文凭，而我外公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当然，他的谋生之道还有当家教，写文章，搞翻译等。　
就在这样的挣扎和苦斗中，他成就了自己。大学一出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录用，一开始的薪水就是一百大洋，第二年就是二百大洋。但是，没几年他就弃官而去，他受不了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官场游戏规则。若干年后，还有亲友为他“惋惜”，说是他这样的人才要在财政部干下去，至少也能当上“次长”（副部长）。而他却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1957年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从了解外公被打成右派的真实情况。　
我的外公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从外婆、舅舅、小阿姨的口中，我听说抗战时期，外公在沦陷区因为不肯为日本人效劳而失业，一家人生活在异常的困苦之中。我舅舅是一位作家，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已感受到断炊的威胁，每当外公设法从友人那里借几斗米回来的时候，幼小的他就有一种节日般的快乐。外公是在抗战胜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　
在1949年蒋介石政权快倒台的时候，外公的朋友为外公一家人作了出国的安排，甚至连出国以后的工作岗位，我母亲、舅舅、小阿姨的就学问题都一一落实。并不了解共产党的外公还是决意留在了大陆，他的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　
当解放军进入大上海后军纪严明、露宿街头而不扰民的动人情景，以及共产党干部的朴素廉洁都曾使我外公兴奋异常，为自己正确的选择而欣喜。中年的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也是从我舅舅的文章中看到，我外公甚至由于疲劳过度而晕倒在会议桌旁。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他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1979年“平反”时，他已重病缠身、垂垂老矣。晚年，他这个从不发怨言的人也忍不住对我舅舅感慨地说：“我这后半辈子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　
是的，我出生的家——爸爸的家，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家——我外公的家，在我出生前一个个都陷入了困难之中。　
但是，第二年我出生之后，整个童年时代，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幸福。　
这首先因为我外公和外婆超常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能够给我的爱都给予了我，却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体味他们给予的爱，却不能察觉这爱的背后的痛苦。　
外公有一种从不言败、不甘示弱的坚强。他不向任何人诉苦，更不会在一个孩子面前流露。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对孩子却格外的慈祥。也许他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特别能够体察一个幼儿是多么渴求大人的爱，暖热的怀抱，轻柔的抚拍，深情的呼唤，这是一个孩子特别惬意的感受。这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婆杨丽娟，是一个善于隐忍的东方女性。实际上，我母亲、舅舅和小阿姨的童年大都在抗战以后那段时间度过的，当时，外公已是薪金很高的高级职员，家里有佣仆，外婆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带领他们。而在老年阶段，却拿出瘦弱身体里的全部气力来呵护我，并且是全心全意的。记得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有时因为学校有活动，我晚回家二三十分钟，等我快到家时，会远远看到她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　
那时，家庭经济显然拮据，但外婆总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可口的饭菜把我养得壮壮实实。我可以说，我那时是一个白白净净胖乎乎而又十分整洁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当时上影厂筹拍电影《五兄弟》，我被选中，饰演老五，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乎乎的惹人爱。可惜最终因“文革”开始而没拍成。当外婆领着我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总会忍不住停下来问外婆：“这孩子长得真可爱，那么胖，你给他吃的什么？”外婆会微笑着用略带自豪的口吻道：“没什么，就是清水冬瓜汤。”其实外婆为我所付出的何止这一个汤啊！　
如今我已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却怎么也忘不了外婆做的菜肉大馄饨、红烧排骨的香味，特别是她看着我吃得好香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我的健康成长是她晚年的快慰。　
等我成人之后，我才知道，外婆扶养我实际上是很艰苦、很劳累的。因为母亲不得不离开我，我没有母乳的喂养，就是靠着外婆一天六七顿的喂养，从早到晚以至于深更半夜。她老人家的血压常常是一下子就升上去了。　
尤其是“文革”中，外公家遭到了冲击，外婆怕不安全，只得暂时让母亲把我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外婆在上海是睡不着觉的，一见亲友提到我，她便哭泣：“小胖可怜，他妈妈哪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呀！”母亲的同事到上海看望外婆，谈起我和哥哥站在煤堆上玩耍，外婆马上就坐立不安。她意识到我母亲上班的时候，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人看管的状态。那一年我才八岁，所以，当“文革”第一轮过去之后，外婆又把我接回了上海。那时候，外公在北京，在经受着怎样的冲击，根本无法知道。外婆就一个人带着我，呵护着我。　
在这里，我要提一提我的小阿姨。我出生时，她是一个初中生，在外婆哺养我的时候，她是重要的帮手。她曾在一个名牌中学里读书，并且一直是优秀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分担家务，不得不减少学习时间，以至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她的班主任都感到意外，全家人都惋惜并且伤心。我那时还是个婴儿，当然是全然不知。　
和外公家关系密切的是外婆的母亲——我叫她“阿太”，外婆的姐姐——我叫她“姨婆”，外婆的姐夫——我叫他“姨公”。他们都对我爱护备至，也是抚养我的帮手。　
阿太年纪太大了，抱不动我，但在外婆忙着别的事的时候，阿太坐在那儿，由外婆把我抱到她的沙发上，或是床上，也能看护我一会儿。我是她的“开心宝”。　
姨婆是职业妇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有时外婆伤风感冒，姨婆便会自告奋勇在晚上带我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