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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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有大碉堡……在他们编的故事里，我们剥出了一篮又一蓝花生仁。许和方还偷偷的给我们听邓丽君的歌，就是那些美妙的歌声让我对流行音乐着了迷。后来，方成了我的初恋男友，在我毕业之后去上海演出时，我质问他，南京路上哪有大碉堡？他笑了：就是想让你们帮着一起剥花生呗。狡猾的家伙。　
临近毕业，每一位同学都在为毕业去向而奔忙，我更是一心渴望能够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可是，因为我的固执为我惹出了麻烦。毕业汇报演出的那天，我和同学马兰分别演出《女驸马》。她演《状元府》一折，我演《洞房》一折。　
我向排练老师申请“原来驸马是女人”中的三行清唱，老师没有同意。当时我心里不服气，便偷偷的和乐队琵琶吴静说（和我妹妹同名），“你别管，到时候你就别弹，让我自己唱就行了”。我自信的说。从小我就喜欢自说自话，这个毛病让我吃了很多亏。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总难免会犯这个错误。吴静高兴极了，因为她也是一个学生，不想出洋相，而且也即将面临着分配，所以也紧张。（现在她已经是黄梅戏剧院最好的琵琶演奏员了。）　
演出这天，当我清唱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我感觉到每一位老师评委已经被我征服，成功在向我招手，心里正洋洋得意，却听见一点乐队的声音，因为是半道进来，我的唱和乐队打起架，偷偷的，我用余光瞟了一眼，看见老师正在指挥乐队慢慢进入。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自负的心，令我做了一个学生不该做的冲动和激烈。　
“唰”，我撩起长袍从地上站起，立在舞台中间，环视台下一张张惊鄂的脸，看着正在乐队指挥的老师，昂起已经泪流满面且倔强的脸，愤然挥袖而去。象刘胡兰？江雪琴？眼泪莫名其妙的象断了线的珠子跌落下来，流进我的嘴里，感觉不到一丝咸味，喉咙被哽咽，发不出声音，我觉得好委屈。　
台下一片哗然。老师显然是很不高兴的。那年我刚刚十八岁，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无知而无畏呢？　　　
谁料皇榜中状元（3）　　　
我想，我是不会被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了。　
当时，我那么希望分配到省黄梅戏剧团，是因为我的初恋男友方在合肥工作，方是上海人，留在合肥对他已经很无奈了，如果再随我到偏僻的城市，恐怕就更委屈了，所以为了他，我要努力争取留在合肥，当然，我也自信的认为，我出色的专业成绩会为我赢得进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机会。然而，这一事件让我彻底灰心了，我想我只能去马鞍山黄梅戏剧团了。男友说：别难过，我和你一起去。让我很感动。　
所幸的是，这回上帝站到了我这一边，我还是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时，分配到剧团的有十个同学，五男五女。五个女生就是后来被人们热称的“五朵金花”，男同学当时虽然没有显山露水，但现在，他们都是黄梅戏界的顶梁柱。当然也有彻底改行做别的去了。　
我以总分第一的毕业成绩离开了安徽省艺术学校，走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三年日月浓如酒（1）　　　
1980年我如愿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八十年代，还不叫黄梅戏剧院）有一天，我拎着两壶开水路过剧团资料室，这时，只听见一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音质穿透心坎，“三年日月浓如酒，乡中人好水也甜……”那如泣如诉、真挚淳朴的演唱催人泪下，我不禁驻脚，泪流满面……“三年日月浓如酒”，《牛郎织女》中织女这样唱的。我想，我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十二年的日日月月也该是“浓如酒”甚至是“浓如血”的吧？　
第一次听到严凤英先生唱《牛郎织女》，她的声音震撼了我，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学习“严”派，那年我十八岁，正值豆蔻年华，定下这一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到处寻找严凤英老师的资料，可找到了录音资料又没有录音机（那个时候还是大开盘放音机），只有到处蹭着听，只要听到哪儿放严凤英的录音或者是电影，都要跑去。后来，我省吃俭用攒了点儿钱，终于抱了一台大开盘放音机回来，那个美啊！没有一天不听不练的，说“着了迷”是轻的，简直就是“着了魔”。由于我的自身嗓音条件与严派有着较大的差别，严派嗓音属于中、低音非常出色，而我却是高音部分比较好，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度就很大。好在周围的老同志见我这么痴迷于严派，都主动地指导我，渐渐地我掌握了严派的特点，想想真不容易，用剧团同事“取笑”我的话说，吴琼每天练唱面对的那一棵梨树，比别的树都早开花、早结果（哈哈，那时他们就发现音乐对树木有催长作用）。　
1981年我在合肥著名的江淮大戏院演出严凤英的代表作《女驸马》，这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第一次赴香港前的练习。当我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一片寂静，我想，一定是演砸了！许久，观众席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议论纷纷。当时，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剧院的一些老同志，当年和严凤英老师共事的老演员，默默地不言不语。我心里特别纳闷、不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这么多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严派味道，听到严派的声音。他们没有来祝贺你，是因为一些老同志都悄悄地哭了，他们在想念严凤英。这一场《女驸马》的演出，勾起了大家对严凤英老师的深切怀念。从此“小严凤英”之称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开了。首先，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长篇报导，录制了由我演唱的大量严派作品，各大报纸也陆续做了介绍，那一年我二十岁。　
这以后，许多荣誉随之而来，尤其是观众对我宠爱有加，我想，这些都缘于大家对严派的热爱。他们把对严凤英的那份情感和喜爱都给了我。这期间我演出的剧目大多是严派的代表作品，并进行了长时期的巡回演出，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锻炼。但是赴港演出却没有轮上我，这个后面再谈。　
1983年左右，我们刚从香港及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回来，领导就把我一个人调离当时的二团（也就是赴香港的那个团），分派到以中年演员为主的一团，从此，我和小姐妹们就分开了。在二团，走的都是省会城市，到一团，跑的都是乡镇，条件反差巨大，一开始很难适应。还好，我的极端任性让我坚持并扎根在一团。记得，首次随一团下乡演出，是到江苏一个叫吴桥的镇子。所有的女人都睡一个屋子，地上铺的是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很多小跳蚤与我们同眠，它“亲”得我们身上一个一个的大包，疼痒难忍。那时候晚上演出，白天放电影，一天下午，当地的农民和剧团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引起了“战争”，剧场内一阵骚动，只听的座椅乒乓作响。当时我正在小树旁练唱，突然“飕”的一声，团里一个同事从身边飞过，跨过几道木墩，冲进售票房。那速度和动作估计不比世界跨栏冠军刘翔差多少。接着一大批农民兄弟，手拿铁杈镰刀，肩扛锄头扁担紧跟其后。我想，完了，人肯定要被他们打死了，怎么办？我不能袖手旁观呀，急中生智我想起电影里很多漂亮的女演员引诱敌人注意力的镜头，便高歌唱起了《刘三姐》，“哎，唱山歌哎……”还真有人楞住了，他们停下了脚步，不过只一小会儿，便头也不会的继续他们的战斗去了。我很沮丧，以为朋友的性命肯定完了。结果，却看见那些扛锄头的人垂头丧气的出来了，并没有我想象的血肉模糊的场景，叫人纳闷。后来才听说，他竟然翻过快到屋顶的墙，而且屋里并没有梯子或可做搭脚用的工具，这是什么力量？求生的力量。可见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当时那些农民兄弟就是要找和他们打架的人，那阵势仿佛象周星弛的电影《功夫》：手拿铁具的人在院子里发威，院子里的人却很平静，有的人装做练习写毛笔字，有的人捧一本书，有人弹琵琶，有的拉二胡，有人打太极拳，有的人急中生智把大幕裹在身上，变成一根幕柱，我们女孩子对镜化妆，洗衣服……一片太平景象，好象都与这场打斗不相干，搞的农民朋友丈二摸不着头脑，在院子里转了数圈，扬言明早再来。吴桥是演不下去了。连夜，全团悄悄的装上道具行李，乘着月光逃离了镇子。后来还听说，那些农民天一亮真的又来了……幸亏我们走得快。　
江苏与安徽挨的很近，对黄梅戏一直情有独钟。过去走很多城市，观众都很热情，但由于黄梅戏演唱风格比较柔软，所以人们爱听，但不一定鼓掌叫好。江苏不同，可能受地域的影响，淮剧和扬剧中的清板（无伴奏演唱）在当地比较流行，观众也得到熏染。记得在江苏宝应演出《女驸马》，当我唱到那段脍炙人口的“驸马原来是女人”时，突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懵了，唱错了词？还是裤子炸了线？这样一担心，后面的唱词竟想不起来，急得汗也出来了，幸亏乐队有经验，反复演奏过门帮我解了围。第二天，剧场门口排起了长队，我莫名其妙的正要出去买吃的，被剧团管盔头兼安排伙食的谷老师一把拦住，他哑着嗓子说：“别瞎跑了，今天加演《女驸马》一会儿就开演了。”　　　
三年日月浓如酒（2）　　　
“加演？谁演呀？”我问。当时女驸马角色是由A、B组轮换演的。　
“当然是你演咯，人家都冲你买票的。”　
“我演？我还没吃饭呢？”　
“早给你准备了，领导安排的，排骨炖藕呢。”让我加演还给我加餐？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点得意，还有些虚荣。　
自从江苏省巡回演出，我开始明白什么叫“人气”。人气热了，自信心也强很多，学生气逐渐减少，演唱慢慢走向成熟。那时，每天可以主演《女驸马》还有《五女拜寿》，甚至一天演出三场，内心是满足的。　
一个演员，从龙套晋升为台柱，需要凭实力说话。特别是那些能够长期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不是凭一时的侥幸或投机就可以占领舞台。所谓舞台就是演员现身的地方，演员的一招一式、行腔韵白是逃不过观众的眼睛的，更重要的是演员全面的综合素质是决定他能否成为一个“角”的关键。所以，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乃至荣升为“角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我想，虽然我在舞台上有一些成绩，也受到全国一些观众的青睐，但我始终认为，距离一个“角”的风范，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每到夜晚，看着自己的双脚在舞台上跑得象煤矿工人一样从袜子黑到脚丫，也从未想到“累”这个字，还是十分的乐意打着背包，提着暖壶水桶脸盆什么的快活的从一个县城转到另一个县城。偶尔赶上梅雨天，看着那个雨点儿大的恨不得把地砸个坑，我们只能望雨叹息，心情自然象这个天气一样潮呼呼的，逢到这时转点，剧团里的男人冒着雨把音响道具还有背包一趟趟的搬上车，我们女孩会主动的打着伞为他们遮雨，那场面是至今动人。　
剧团以演出为生存。八十年代剧团的演出真叫一个频繁，我们象赶着大篷车到处游荡的吉普塞人，好象总也没有个头。由于演出劳务费的提高，大家的激情也随之高涨。我刚进黄梅戏剧团的时候，演出一场2毛钱、4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