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三关-第2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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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默默无闻了800年的关羽，被宋徽宗连升三级：先封“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
元代文宗，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代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历代王朝对关羽的加封在清代达到极盛，清德宗光绪皇帝对关羽的封号最长：“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共26个字，美好的文词，超过了前代任何王朝。
关羽不仅走上了神坛，而且集神教、道教和佛教的尊位于一身。
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不朽名著《三国演义》问世后，关羽更成为妇孺皆知的英雄和神奇的人物。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劈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三江口保驾、义释黄忠、千里走单骑、败走麦城等故事，更被编成戏曲、活本，直到现代的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关公的形象、故事和精神以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中国戏剧出现过“三国戏”热，许多著名的剧种都有相当数量的“三国戏”和“关公戏”。以京剧为例，148出“三国戏”，单独写关公的戏就有20出。再以关羽家乡蒲州梆子为例，“三国戏”有记载的88出，其中“关公戏”就有18出。
在舞台上，关公的形象都是完美的英雄，面如重枣，长髯飘拂，威武气概。即使是在《走麦城》里，他也照样英雄本色有增无减，诚可谓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在演出“关公戏”时，不同剧种还有许多不同的清规和讲究。比如蒲州梆子演“关公戏”，每届开场关羽登台亮相时，戏班的拉场都要在出口燃一张黄裱纸，表示祈愿、吉利，希望演出顺利和成功。而关羽登场演出时，演员总要闭着眼睛，据说关公只要一睁眼就要杀人。这种讲究和规矩，长期沿袭，剧团、演员都自觉地、虔诚地恪守沿袭，不敢破规。在其他一些剧种，也有一些讲究，像扮演关羽的演员要沐浴、焚香、放爆竹等等，不一而同，但总归是恭敬而神圣。
千百年来，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封谥，和戏曲、文学的演义描述，一个“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的关公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是全方位的万能之神，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华夏神州与东瀛海外，中外同奉，上下共仰。
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关羽自不必说，就是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也把关羽奉为膜拜的英雄。东南亚各国竞相立庙拜求关公，最盛者当数泰国。
在日本，早在清代就有关帝庙；前些年还新建了一座关庙，据称是海外建筑规模最大的关庙。
这些不同阶级、社会集团，有的势同水火，有的各有所崇，有的利害对峙，而对关羽的敬奉却矛盾趋同，万殊归一。这种矛盾统一的历史结合点何在？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起着凝聚同化的作用？面对关羽“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圣”，祭祀庙宇遍及海内外，关庙无处不焚香的景观，这种超国籍、超民族、超信仰、超时代、超汉文化圈的价值趋同现象，又是什么使之如此呢？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Davidkjordan（汉名焦大卫）先生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台湾，关公信徒多达800万众，几乎各家各户都为关公设香案，立牌位，挂圣像。台湾的关公画像年销售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崇奉的神祗妈祖。
所以；我认为；关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关公，主要原因是在于：一、作为历史人物，他是三国时蜀汉的五虎上将之首，南征北战，忠义仁智，威震华夏的英雄；二、作为文学艺术典型，他更是集中国传统美德之大成，成为无瑕疵的完美超人；三、作为一位被世俗尊奉的神，他被迷信为降妖护国、平寇破贼、除瘟攘灾、助人发财等等的全能华夏之神。把这三者归纳起来，从关羽身上实际上体现了三种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一是忠城精神；二是仁智精神。三是勇武精神。这三种精神的本质就是平等、博爱、文明、奋进、拼搏、求真、务实、创新、开拓、进取。如果对这种精神只理解为愚昧的忠君，在21世纪的今天，是愚昧可笑的。中华民族巍巍5000年，有多少忠臣烈士正是靠了这种精神，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正是这种忠诚精神，使他们的心灵得以净化和升华，凝聚成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江浩听了张德智的说话；；也深有体会的说：“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抑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
“您们说得太正确了。”佟青觉得自己又学到了新的东西。于是接着说：“正是由于建设了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和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的景观，这个欢乐园建成开放后，吸引了国内数百万游客观光、游览；吸引了大批从各地来的中小学生、青年、壮年、老年人携家带口前来体验人生乐趣，吸引老知青携家带口前来游览；追忆往事；放眼未来，感悟人生。”
参观了知青展览馆后；张德智他们几个径直来到了中国知青史迹十里长廊。
十里长廊的设计，很有气派；全线顺着通往18张渔塘的山路推进；弯来绕去的。长廊高6米；宽3。8米；廊顶八字形；中间是一幅墙，天花板是水泥浇制钢筋板；两边有规则的每隔3。8米就现浇一条水泥柱子；柱子均是欧式装饰；喷花岗岩色石漆；廊顶两面贴金黄色琉璃瓦；知青史迹均按中国知青从1955年至1981年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按顺序用书画、文字，雕刻等形式表现出来。
张德智和江浩、杨维民商量了一下；决定重点看一看这十里长廊的东西。
于是；他们首先从长廊的前头看起：中国知青史迹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多次组织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安家落户，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
５０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多个省市组织青年自愿垦荒队，支援农村和边疆建设，到１９５７年底，城市“上山下乡”青年已近８万人。１９５８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城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项工作暂时停止。
６０年代中期，《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乃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抱着崇高的革命热情，全力投身于祖国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建设。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８年的十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达１６２３万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山西等边远省区。知青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上山下乡”的故事曾经感染和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
１９７９年后，大批的知识青年也陆陆续续返回城市，历时２０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逐步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新农村建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而无论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曾经席卷神州大地的知青运动，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且不管有多少人还记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刻骨铭心的风云，但起码应该让人们知道；让知青们记得：30多年前那沸腾的热血，艰苦的乡村生活，为国牺牲的知青。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珍惜！
近10年来，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几近绝迹，一代人的可歌可泣的为党为国勇于奉献的精神几乎被历史遗忘。
问知青的儿女们，有多少人能回答什么是知青？更不用说能了解他们父母的白发和皱纹，甚至伤疤的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
问世间的人们，有多少人能回答什么是知青？更不用说能了解他们的白发和皱纹，甚至伤疤的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
但是，共和国的青少年们，知青的后人们，大家应该知道：解读知青不仅是时代的职责，也是大家的渴望。
建设中国知青史迹长廊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提供解读知青的现实读本，凝聚干百万知青用青春和热血铸就的“知青精神”，知道这种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使人们深深的懂得今天的“上山下乡”的使命、意义和价值的不同。
张德智看到这里；心里很不平静。
他对佟青、江浩和杨维民说：“当前国家就业形势和压力相当严重。就2006年来说吧，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高校毕业生为413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要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但实际上城镇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大约有1100万人，1400万人难以就业、失业或处于半失业状态，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也只有72。6；。其中研究生92；；本科生82；；高职大专生62；。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合格报考人数与计划录取数的比例是43：1，热门职位超过200：1。”
“是呀！”江浩也深有同感，接着张德智的话茬说，“随着就业高峰的来临，随着失业、待业、半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和风险也将日益增大，如何分流数以千万计的无业人员，并不是靠出台几项劳动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完全解决的。”
“我也有同感。”杨维民说：“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出于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同时使青年人得到艰苦奋斗的锻炼。而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呢？大都是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城里的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农村的从上学开始也不会参加任何农业生产活动，但他们只要没有找到工作，就依赖父母，即使有工作也要先看累不累，辛不辛苦，待遇好不好。以致基层工作、脏活、累活越来越没有人干。很明显：江洲市委书记李劲松策划建设欢乐园、建设中国知青史迹长廊，开发旅游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人们解读知青史，而是尝试重新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来缓解就业高峰压力、使青年人得到锻炼，二来给缺乏知识和技能的贫困地区带去知识、技能和教育，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素质，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张德智觉得他们两个的看法有道理，于是也接着说：“这种尝试很好，不过当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需要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安排，有针对性、选择性、区域性、时间性、计划性的统一派遣；对参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由政府给予适当的工资性补贴，并对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