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的故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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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城市）
一条铁轨躺在地上
说我和朋友们的父辈曾在这里掘金
后来从北希宾迁至南希宾
古老的北希宾
荒芜了
死了
和它的旧石头房子
在风中消逝
久未开过的窗户
塌了
残垣断壁上长满了青苔
希宾市对铁矿公司征收的税率非常高，对后者而言，这是个沉重的负担。1923年，单靠税收就能在这个城镇投资三百八十万美元建一所非常豪华的高中和大学——那是当时全国投资最大的学校。采矿收入使矿山所有的城镇都很富裕，他们拥有全国最好的学校和工作。在某些地区，采矿业缴纳的税收甚至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九十九。与希宾的情况完全不同，明尼苏达州大草原早期的拓荒者是全家乘坐着大货车到那里的；而最早在矿山定居的都是孤身前往的男人，并且大部分都是来自欧洲，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来到这里挖矿、修建铁路、砍伐森林然后把赚到的钱寄回家。他们顽强地生存着，这种精神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1895年的调查显示矿山的男女比例是五比一；1900年变为二比一；1930年之前，男女比例就已经持平了。但这时医院里仍然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设备；沙龙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卖淫和赌博猖獗；周末，酩酊大醉的男人们经常打架。对妇女来说，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可怕，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到：“据说，即使（在寄宿公寓）每天的薪水能（高）达五美元，女人们也通常会拒绝这份工作，因为她们一坐上从德卢斯来的火车，就会遭遇乱写乱画。”
明尼苏达州早期的拓荒者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北部和西部的移民，他们是1840－1890年间到美国的移民潮中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后期，当梅萨比急需劳动力时，拓荒者主要是来自欧洲东部和南部的移民，他们首先涌入纽约，在那里，矿上的猎头带他们乘火车去明尼苏达州北部。因为大量的开采工作完全可以由技术不熟练，且不会说英语的劳力来完成，很快，矿山就成为旧世界语言和文化的熔炉。到1910年，就已经有二十五个国家的人来到这里。为躲避俄国查尔·尼古拉斯二世的政策而逃往美国的芬兰人占了移民总人口的二十五百分之，位居其次的是来自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的移民，再次是瑞典人、克罗地亚人和挪威人。
等级制度很快在这里建立起来。昂格鲁－撒克逊人及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白人”，瞧不起他们称之为“黑人”的南欧人。他们讥笑新来的移民为“芬兰人”、“民工”和“意大利人”，讽刺他们像猪一样生活、把妻子当成奴隶并普遍懒惰。酗酒的“黑芬兰人”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仍有一部分“戒酒的芬兰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红芬兰人”即被用来指那些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联合会的组织者。
宗教信仰也是进行群体划分的标准之一。斯堪的纳维亚人到路德教会的教堂礼拜；而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修建了天主教堂；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修建了东正教堂；芬兰人的信仰则各不相同。这种划分在许多城镇都自发产生。弗吉尼亚有“芬兰城”，奇瑟姆芬兰人居住的地方被称为“猪城”和“芬兰地狱”。希宾和弗吉尼亚的居民主要来自北欧，他们自称为“白人城”，但奇瑟姆和埃弗莱斯却被贴上了“黑人城”的标签。
五十年代中期矿井的新生引发了矿山最后一波移民潮：能在矿井找到好工作的许诺，使明尼苏达州南部和西部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到矿山。在这波移民潮中，当地人嘲讽地称他们为“抢包的”，因为他们到当地的矿井或建筑工地找工作时总是大包小包的一堆行李。
詹森家族就是这批“抢包的”当中的一员，1956年他们到了巴比特，那时，洛伊斯只有八岁。而两年前，这座城市除了梅萨比最东北端美丽的原始森林外，什么都没有。1954年，储备矿厂就在这片荒地上开始建设巴比特，并雇佣了一千名劳工。拖车将近一千三百套可移动房屋拖到这里，另外还建了一座学校和排水系统。
在明尼苏达州西北部一个叫尤伦的小镇生活时，詹森他们自己种植蔬菜，吃自己养的鸡，食物中都不含铅，每周六都会用烧木头的炉子将锡制浴盆中的洗澡水烧热。相比这种乡村生活，他们在巴比特的生活却异常简陋。1948年2月，在一个暴风雪的天气中，洛伊斯，这个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了，但家里的车发动不起来，约瑟夫·詹森就把一辆拉草的车套在马上，把孩子放在车上带回家。在巴比特，每家都住在光秃秃的街道两旁的可移动房屋里，每个父亲也都在矿上工作，赚取相同的工资。洛伊斯和她的兄妹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都是挪威人，他们生平第一次与意大利人、芬兰人及南斯拉夫人一起生活。在尤伦上学时，学校里只有一间房子，但现在学校每个班都有三十个孩子。矿工的高收入使妻子们无需工作，因此，这些年轻的夫妇很快就生育了很多孩子，他们被称为“巴比特的兔子”。
巴比特的发展非常快，但得不到矿山其他社区的认可——只有当某个家庭已经在矿山生活达三代以上时，才有希望成为当地人。
第一部分 走进远离法律的矿山第二章 矿山的男人（4）
这些移民在矿山所获得的经济保障和他们新出生的孩子，弥补了他们在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损失。每逢假日，詹森一家就会挤进车里，驱车四个半小时回故乡去探望祖父、外祖父、叔叔和阿姨。
来自各地的移民最终还是紧密团结在一起，其原因之一即为他们与矿厂管理人员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追溯到梅里特兄弟将公司拱手让给约翰·洛克菲勒时期。此后，矿厂为数家大型非国有公司所有，并为美国钢铁公司掌控。这些所有者无需劳动只关心产量问题，却忽视工人的需要和要求。1907年7月，西部矿工联盟组织了一次非常激烈的罢工，参加者主要是芬兰劳工。罢工者要求增加安全措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废除不合理的“矿工工资取决于他们每天装载的车皮数量”的工资制度。通常被称为“琼斯母亲”的玛丽·哈里斯夫人，是美国矿工联合会的一位资深成员，她在七十岁时来到矿山领导罢工。罢工持续一个月后，公司招聘了大批来自希腊、意大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黑山区的人，罢工因此而结束。此后，芬兰人因积极参与罢工而上了矿厂的黑名单，他们只有在木材厂或农场才能找到工作。罢工结束后，在美国钢铁公司的附属公司奥利弗采矿厂工作的芬兰人的比例一下子由百分之十八降至百分之八。这个黑名单使芬兰人成为矿山最贫困的种族之一，这种情况持续数年之久。因为如果拿不到当矿工时的高收入，要在这个土地贫瘠且农作物耕作期很短的地方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1916年，当世界工业工人联盟动员一万五千到两万名工人罢工时，新招聘的那些人也参加进来。此时，生活水平、工资及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依然低于标准水平。仅在1906至1916年间，就有七百名矿工殉职。另外一位女强人，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又被称为“反抗女神”，乘坐一辆面包店的卡车在矿山奔走，为参加罢工的工人发表演说。这次罢工持续了三个月，但当工人们没钱维持生计时，罢工也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的任何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然而数月后，美国钢铁公司却将工资普遍上调百分之十。作为美国钢铁公司附属公司的奥利弗公司也开始改善矿工的工作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开始建构精密的内部间谍网络，以查出罢工组织者并将其列入黑名单。直到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通过后，劳工联盟才获得进行集体商议的权利。该法又被称为瓦格纳法案，它可能是对铁矿山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一部联邦立法，因为这部法案真正承认了组织矿工的合法效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几家矿厂均与劳工联盟签了合同，但美国钢铁公司直到1943年才与全美钢铁工人协会订立协议。
从此，全美钢铁工人协会便对铁矿山拥有强大的控制权。这些主宰矿山政治生活的联盟是成立于1944年的明尼苏达州自由民主农工党（DFL）的中坚力量。DFL，这个由民主党和受斯堪的那维亚影响的农工党合并而来的党派，成为明尼苏达州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摇篮，她孕育了休伯特·汉弗莱、尤金·麦卡锡、奥维尔·弗里曼及沃尔特·蒙代尔。尚未开始追求联盟及福利的政党也在类似铁矿山的工人联盟中有强大的根基。
二十世纪，矿山形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矿山风格。在“矿山”，人们说“矿山话”，一个当地人说，“我们开着卡车，骑着自行车，去看表演，去德卢斯。”明尼苏达州南部的人们称他们为“疯子”。但矿山人不介意：他们为能在美国大陆最寒冷、冬季最长的地方生存而自豪，并乐于拥有独立、酗酒、粗鲁、偏执及孤立的名声。德卢斯及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大学也举办供应白酒的“矿山人聚会”。加里森·凯勒在《草原上的同事》中塑造的“明尼苏达式的优雅”在这里根本不适用。
矿山最初的风格即是旧世界各地风俗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将男性主导的家长式的社会传统带到矿山；芬兰人带来的是信用合作社、食品公司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直到今天，矿山人依然比第二代及第三代美国人更珍视他们的欧洲血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芬兰人和意大利人之间，或克罗地亚人和瑞典人之间的联姻仍然不被看好。聚会时，通过为客人准备的食品和他们的礼仪，人们就能分辨出他们来自哪里并判断他们在胸前画十字的方式。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名字通常以“艾希”结尾）通常是从左往右画起；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的名字通常以“艾克”结尾），则从右往左画起。1999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期间，矿山中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后代之间的争吵甚至会延续到酒吧及理发店。芬兰人将后院及车库改造成桑拿浴室，意大利的教皇法庭也搬到了矿山；斯洛文尼亚馅饼在矿山的面包店出售，旁边卖的是芬兰面包和意大利金币。考尼什鸡肉饼，又叫“馅饼”，非常受教堂基金募集者及在校学生的欢迎。斯拉夫的手风琴演奏在俱乐部大出风头，斯拉夫的波尔卡节也是矿山非常热闹的节日。矿山人之间的同化进程非常缓慢，因为各族人民之间在地理上都是分立的，而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血液促成同化的发生。
可以说，矿山对美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冰上曲棍球。在明尼苏达州，高中生的曲棍球联赛几乎与宗教事件一样隆重，矿山也因此成了冰上曲棍球的圣地。埃弗莱斯则是美国曲棍球的发源地，1902年举办了第一届比赛。世界上最大的曲棍球球棍（长一百零七英尺）就悬挂在埃弗莱斯城的主街道上，美国的曲棍球荣誉大厅也坐落在埃弗莱斯城的帽子戏法大街上。观看高中生曲棍球比赛是矿山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