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的故事-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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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
“洛伊斯总是处于戒备状态，”斯普伦格尔后来说。她把上班时听到的所有谈话都记下来，然后寄给律师；她也把当地报纸上关于矿井和铁矿工业的文章剪下来，寄给律师；平均每个星期，她都会给律师写一些或长或短的信。频繁的联系使博勒和斯普伦格尔渐渐地对洛伊斯的事情不再那么关心了。
现在，洛伊斯每隔一星期就去见克莱尔·贝尔，她看狄巴克·乔布拉的录像，听轻音乐，练习深呼吸，读自我缓解压力的书。她对贝尔说她想辞职，却总不能迈出最后一步———在与公司的斗争中，她付出的太多了，太固执。“洛伊斯认为她若辞职，那他们就赢了。”贝尔试图帮助洛伊斯，但矿上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贝尔保护洛伊斯心理健康的工作变得尢为艰难。
“我的感觉就像是用一把茶匙在大风雪中铲雪，”她说。
1991年10月底，当洛伊斯在被裁员六个星期后重新回去工作时，她的压力突然加剧。她患了妄想症，而胃溃疡也更厉害了。她经常做恶梦，经常梦到史蒂夫·波弗罗兹尼克。乔·比约格刚从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墨西哥，在那里与他的兄弟合伙经营一个生意。他带着洛伊斯飞到圣路卡斯休假，并与她每周通三次电话，但他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使他们逐渐疏远。正当她准备回去工作时，埃弗莱斯矿宣布其净收入降低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当时，矿上和矿山的酒吧里谈话的主题就是另外一轮的裁员，甚或关闭矿厂。钢铁工业衰落的每一个坏消息都使洛伊斯觉得自己越来越脆弱。电话铃又响了，帕特不再那么兴奋。“我们没有得到，他没给我们禁令。”
这个消息使洛伊斯的胸口觉得憋闷，她几乎不能呼吸。洛伊斯坐在桌子旁边的一条长凳上，把头埋在手里开始大哭。“当时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经历了龙卷风或飓风之后，”她说，“你很高兴你还活着，但房子没有了，猫也死了。”对洛伊斯来说，没有法律保护的胜利是最糟糕的。“我需要听到‘禁令’，这样我就能跪下说谢谢你，”洛伊斯说，“实际上，根据书面裁决，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每个人都知道谁参加了诉讼，但我们却得不到任何保护。”
集团诉讼的资格让洛伊斯、帕特、凯西及其他想参加进来的人看到了起诉奥格勒比·诺顿的希望。因为马上要牵涉到钱，而且是很大一笔钱的问题，所以现在的赌注比以前还要大。洛伊斯很害怕，如果仅仅因为起诉，他们就拿绞刑架来威胁她的话，现在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之后，他们又会怎样对她呢？她马上想到了工厂里那些很危险的地方。她又给帕特打电话，说：“我还敢再走进颗粒工厂吗？我不想成为乌龟俱乐部的一员。”乌龟俱乐部的成员是指那些被不喜欢他们的人从高处用诸如锤子一般的坚硬物品砸中的人。
罗森鲍姆驳回他们的禁令救济请求，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尽管很失望，却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现在还没有证明公司应对维持恶意的性骚扰环境负责，也没有证明他们处理雇员纠纷的政策不够充分。在没有证明公司应做某事之前就命令它这样做，也未免太过于草率。进行集团诉讼资格听证的目的是决定女矿工们能否一起寻求救济，而义务的承担则要待确定她们主张的合理性的听证后结束后再做决定。12月17日清晨，洛伊斯给博勒打了个电话。博勒很快注意到洛伊斯非常心烦意乱，她很担心。“我知道洛伊斯变得越来越脆弱了。”洛伊斯也给斯普伦格尔打了电话，那时他还在华盛顿。他们的谈话把斯普伦格尔搞糊涂了。“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洛伊斯却很悲痛，我真的不能理解。洛伊斯似乎有点疯狂，她想要正确的东西，但她真的不知道想要什么。”对斯普伦格尔来说，洛伊斯好像不理解他们其实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这是关于性恶意的工作环境的第一起集团诉讼案。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罗森鲍姆的裁决是“斯普伦格尔＆兰”所赢得的一次巨大的胜利。“（《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没有规定工作环境应成为维多利亚式的沙龙，白手套、水晶和精致的瓷器从来既非必要也并非为人们期待，”罗森鲍姆写道，“法庭采纳了侵犯行为普遍存在的证据，在墙上和餐厅、工具库、柜子里、桌子上和办公室里随处可以看到含有明显的性意味的乱写乱画和海报……妇女们讲述了出其不意的触摸，包括亲吻、掐和捏等；妇女们还讲述了那些冒犯性的话……以及……关于女人不属于矿上、抢了男人的工作、应该在家照顾孩子的评论。法庭认为这些证据足以使原告的性骚扰诉讼成为一个集团诉讼。”
罗森鲍姆还批判了奥格勒比·诺顿的观点，即由于许多妇女都没有投诉工作场所明显含有性意味的东西，公司不应对容忍这些东西的存在负责。“被告声称，”他写道，
“没有将缺乏保护作为原告抗辩理由的先例。”
在全国范围内，罗森鲍姆的意见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该裁决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确定，公司应该就恶意的工作环境的存在向所有雇员，而不仅仅是向某个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直到集团诉讼的资格被确定之后，我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历史性的案件，”斯普伦格尔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某些特别的东西已经发生了。”
巧合的是，紧随希尔－托马斯论辩之后，国会于1991年11月底对第七条的修改使罗森鲍姆判决的意义更为重大。修改后的第七条规定在所有的歧视案件中都可以请求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伤痛和损害赔偿。《1991年民权法案》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案件的影响尤为巨大，因为尽管过去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可以根据其他联邦法律获得金钱救济，但妇女们却不能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新修订的法律使每位受到歧视的妇女最多能得到三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但该法案对洛伊斯和其他女矿工却没什么影响，因为她们本来就可以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请求救济。但既然不仅法律中新增了数额巨大的金钱损害赔偿的规定，而且性骚扰集团诉讼资格也得到了通过，性骚扰领域的巨大变革已然发生了。
安妮塔·希尔案件刚一发生就引起了各公司、媒体的注意。12月18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第二部分刊登了这个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位联邦法官于明尼阿波利斯第一次赋予性骚扰案件以集团诉讼资格，该法官认为某工作场所的所有妇女都因身处恶意的工作环境而受到伤害，”文章还引用一位代理劳动争议的律师的话说这个先例“对雇主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而实际上，罗森鲍姆的判决也使“美国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性骚扰问题。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2）
文章还引用了另一位律师的意见：“集团诉讼使参加此类诉
讼的原告必须克服的情感障碍要小一些。”《圣大保罗先锋报》在商业版的前部刊发了一则标题新闻：“埃弗莱斯女矿工的性歧视诉讼将成为集团诉讼。”文章同时还引用了斯普伦格尔的胜利宣言，“这标志着将来在工作场可能会遭遇性骚扰的妇女获得了一个强大而全新的工具。”
尽管全国性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次胜利，铁矿山最大的一家报纸，弗吉尼亚的《梅萨比每日新闻》，却仅在第A17版的副刊上简短转载了美联社对这次诉讼的报道。《梅萨比每日新闻》总共有
十一位记者，在德卢斯第一天举行听证会时，主编比尔·汉纳派了一位去现场，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派人报道这个案件。“案子一旦到了联邦法院，它的影响就将是全国性的，”汉纳说，他说话的口气有点让人不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汉纳都不大重视就发生在身边的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他说，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但男矿工认为一旦案件到了联邦法院，他们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因为很多事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诽谤———他们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矿上一个女人和他们调情或讲黄色笑话，他们能到上司那里投诉受到了性骚扰吗？”汉纳对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的不干涉态度更使矿山人们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谣言和一些含沙射影的话，而不是事实，满足了矿山人对该案的好奇心。
但对洛伊斯来说，躲在家里是她最佳的选择。她所知道的只是自斯普伦格尔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到目前为止，事情只是进展到有人告诉她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对法官和律师而言，三年可能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洛伊斯来说，却像一生一样漫长。
12月18日早晨，马茜·斯蒂尔打电话到洛伊斯家，洛伊斯在日记中写道：
马茜今天早晨打来电话，恭喜我们取得集团诉讼资
格。她说她是从德卢斯当天的报纸上以及矿厂召开的会议上得知此事的，她还知道我们的证据非常充分。她说得知此事后，每个人都很安静，大多数认为女矿工们做得太过分了，但她和黛安不这样看，她们认为我们应当有一个政策。
现在男矿工们正考虑告我们诽谤。在实验室工作的哈里·希利亚德的妻子因为这个诉讼而训斥他，后来他也认为应该起诉我们诽谤。
半夜，我突然想到些什么，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希望这种感觉能持续下去。
第二天，康尼·萨里和普里西拉·罗比茨打电话庆
祝洛伊斯，康尼说她正在考虑加入诉讼。“马茜也要加入吗？”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都有资格加入，所有
人都有资格，但你参加进来会比较容易，因为你在抗议书上签过字。”
挂断电话后，洛伊斯又打电话向帕特倾诉：“真有意思，自起诉时起，我就再没接到过康尼和马茜的电话，马茜就像一扇旋转门。现在，她、康尼和黛安又想站在赢家一方。就是因为我们赢了，她们才改变了主意。
到12月22日，也就是被授予集团诉讼资格六天之后，洛伊斯胜利的喜悦再一次让位于恐惧。一月份的《魅力》杂志登了一篇关于此案的文章，旁边配有一幅漫画：穿着白色衬衫和外套的洛伊斯看起来臃肿不堪，忧心如焚的她手里举着几个字：“整个工厂都背负性骚扰的罪名吗？”文章第一段写道：“曾照在安妮塔·希尔身上的聚光灯可能已经黯淡，但其他妇女却又在嚷嚷着性骚扰。看看洛伊斯·詹森、帕特·科斯马施和凯西·安德森，她们三个是明尼苏达州的埃弗莱斯矿所有女矿工的代表，对公司提起了性骚扰诉讼，她们声称受到性骚扰的不仅是个别妇女，从整体上看，公司在骚扰所有的女矿工。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中。”
在罗森鲍姆做出裁决前三天，洛伊斯就在报摊看到这份杂志，当时她并没太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