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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茅盾传-第25章

小说: 茅盾传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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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本,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上银幕。
 
由于《春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和启发,继《春蚕》后,这类丰收成灾的题材,也在新文学阵地上发展起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时间十分热闹。
 
见《春蚕》叫好,《申报月刊》俞颂华又来找茅盾,要茅盾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答应了,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一些报纸上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故事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后来又写了《残冬》,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们自发斗争已经爆发,显然,《秋收》、《残冬》的创作,有受《水浒》的影响,农民斗争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在杭嘉湖蚕乡来说,倒是十分真实可信了。
 
茅盾为营造这乡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方面,一齐努力,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可爱。1933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这人间惨剧的一幕;他的《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都是1933年茅盾的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次年,即1934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民谣有“民国廿三年,河港朝天”的说法,茅盾回乡,也目睹这些旱象和灾情,于是,茅盾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那种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 

 








 
 
第十四章文化风暴:多事岁月 
 
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
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
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
 
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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