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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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杜勒斯决定不再玩下去。这位埃及领袖承认中共，令杜勒斯忍无可忍，决心教训纳赛尔。当埃及大使由开罗返回华府任所，携来指令表示接受美国全盘技术方案时，杜勒斯答复说，华府已经做出结论，认为埃及经济能力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阿斯旺大水坝的兴建，因此美国不会施援。
杜勒斯自认为心理上已有准备，埃及的反应必定十分强烈。他告诉《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说：这项决定是“美国外交活动长久以来未曾有的重大棋步”。他认为，纳赛尔“这下子势成骑虎，不论他怎么做，都对美国有利。如果他转向俄国人，而俄国人说‘不’，就会戳穿了苏联最近在全世界各地以经济交易四处示惠的谎言。如果苏联同意援助纳赛尔建水坝，我们也有对策，可以向苏联卫星国家宣导，为什么他们的生活环境悲惨，苏联还要掏出数以百万计的巨款给埃及。”杜勒斯的观察明显欠缺一项重要因素：支持“重大棋步”，不惜冒险的意愿。这是杜勒斯天性倾向于高估宣传的重要（尤其是铁幕之后）之又一例证。
对苏伊士运河采取动作
姑不论水坝兴建案的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多薄弱，美国撤回援助案的方式就必然会激起重大危机。法国驻华府大使狄穆维（ MauriceCouve de Murville，日后出任戴高乐总统的外交部长），就正确地预测到后果：“他们将会对苏伊士采取动作。这是他们制得住西方国家的唯一方法。”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当着无数群众之面对杜勒斯作答，诉诸阿拉伯民族主义驳斥说：
“公民们，这是我们现在涉入的战役。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方法和战术的战役，这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前锋以色列的战役。……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进展。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胜利。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前进。它知道道路，它知道实力。阿拉伯民族主义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纳赛尔故意挑衅法国，对群众宣称：“我们决不能自外于阿尔及利亚之战。”演讲进行中，纳赛尔举出兴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李希普（ Ferdinand de Lesseps）的名字，这是示意埃及部队占领运河的暗号。这使得纳赛尔能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把群众激情带到最高潮，宣布：
“就在我此刻向你们说话时，你们的埃及弟兄已经开始接管运河公司及其财产，并且控制了运河的航行。运河位于埃及领土之内，它是埃及的一部分，它属于埃及所有。”
民主国家在苏伊士危机之前见解分歧，现在危机又破坏了他们的反应。一年前才坐上英国首相位子的艾登，脾气上不合适在压力境况下做决定。紧接在丘吉尔之后担任首相，殊非易事。艾登更因心理、体力盛衰而时高时低的情绪很出名。几个月之前，他刚动过大手术，经常需要服药。最重要的是，艾登脱不开自己过去经历和环境的桎梏。他自己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成长在英国独霸中东的时代，而且矢志不惜奋力一战阻止纳赛尔得逞。
法国对纳赛尔更加仇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利益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前者过去是法国保护国，后者是法国一个省份，有100万名法国居民。这两个北非国家当时都在争取独立，而纳赛尔的政策提供给他们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苏联军火卖给埃及，埃及说不定会成为中继站，把苏联武器转交给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法国新任总理摩勒（ Grey Mollet）宣称：
“这一切都写在纳赛尔的作品里，就好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阐明他的政策一般。纳赛尔有野心要再造伊斯兰大国。”
拿纳赛尔与希特勒比拟，并不恰当。指称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决心征服外国，等于是说中东国家的边界有效力，实际上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不承认它。欧洲各国的边界（巴尔干各国例外），大体上反映出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地，中东国家的边界却是外国（特别是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方便主宰这个地区而划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这些边界线硬生生划过阿拉伯国家，否定阿拉伯人共同的文化。要泯除这些疆界，并不需以甲国称霸控制乙国去做；它等于是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好像加富尔建立意大利，俾斯麦建立德国一般。
不论比拟有多么不正确，一旦艾登和摩勒举起反姑息大旗，情势很明显，他们不会退却。他们属于把姑息视为罪大恶极的大恶那个世代，慕尼黑代表永难磨灭的耻辱。拿一个领袖比拟为希特勒，或甚至墨索里尼，表示他们已经跨越妥协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别无他途，非胜不可，否则就失去所有的权利主张。
艾登和摩勒对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反应异常激烈。艾登在纳赛尔演讲完的翌日拍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我们相信，贵我两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终于将被摧毁。”三天之后，艾登在国会平民院中发言，切断了任何退却的可能性。他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能接受，这个国际航道听任单一国家毫不受节制的掌控之安排；近来事例已显示，这个国家纯以其国策思考加以利用。”法国亦十分坚定。7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照会英国外相，法国预备把法军交给英国指挥节制，并准备把部队由阿尔及利亚抽调出来供联合攻击埃及之需。
杜勒斯8月1日到伦敦咨商时，也似乎有同样见解。他声言决不能接受运河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尤其不能让埃及为所欲为：
“必须找出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噬的东西。我们必须努力使世界舆论支持国际在运河之行动。应该可以创造出一种不利于纳赛尔的世界舆论，让他遭受孤立。然后如果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就会比仓促行动更有可能成功，较少严重反弹。”
杜勒斯主张召开航运会议，却使得情势转为困惑，英国和法国开始暴跳如雷，最后却蒙受羞辱。杜勒斯的起手招式也是空口恫吓，配上浪费时间的外交交涉。不一会儿，情势就很清楚地显露出盟国对这项危机意见并不一致。艾登和摩勒以推翻或教训纳赛尔为目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以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关系考虑此一危机。双方都以有瑕疵的偏见去动作：艾登和摩勒以为纳赛尔垮台，局势就会恢复到他掌控权力之前的情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则认为，若非纳赛尔，即是本地区其他的民族主义领袖，也要纳入北约组织式的中东安全体系内。他们也认为，对纳赛尔采取军事行动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怒火，西方影响力至少一个世代都恢复不过来——这种情形恐怕远比失去对运河的控制更惨！
这两样假设都不对。纳赛尔掌权前的埃及，已经一去不复返。仿效纳赛尔的其他民族主义领袖也对遏制之声有了免疫力。他们的主要议价筹码就是冷战，他们固然谴责冷战，实则亦利用冷战争取对自己有利发展。真正的议题是，究竟纳赛尔胜，或纳赛尔负，哪种结局将煽起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怒火？
从严格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也与英、法见解相同，认为纳赛尔式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对中东建设性政策的一大艰巨障碍。若能证明依赖苏联军火也不会有积极效果，或许就能在发展中世界防止数十年的动乱。从这个观点说，能把纳赛尔弄垮当然最好。但是，即使把他弄垮，美国也不能参加协助英、法恢复殖民霸业，美国如果需要与其盟国分道扬镳，并不在苏伊士危机初起之际，而是在它顺利落幕之时。证明依赖苏联支持反而会贻祸埃及之后，还得对纳赛尔的温和派支持人之理性民族主义目标加以支持才可——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萨达特的做法一般。
然而，民主国家还未能擘划这么复杂的策略。英、法不能接受推翻纳赛尔的先决条件是，预备把纳赛尔要求的许多事项承诺给他较为温和的继承人。美国则不了解攸关政策成败的是，必须让北约组织两大亲密盟国调整适应新环境又能保住她们仍为大国的颜面。一旦某国形象被毁，她扮演重大国际角色的意愿也会消退。这也正是为何当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告诉杜勒斯特使墨菲（ Robert Murphy）大使：“如果英国现在不起而抗击纳赛尔，英国势将沦为另一个荷兰。”然而，美国领袖却愿意冒险一试，争取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先在外交上和英、法不同步调，然后再公开反对她们，显示出她们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相当有限——换言之，终结她们担任大国的角色。
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
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
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领袖交情可以远溯到大战时期。艾登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会把担忧英、法单方面行动发展为公开反对，艾森豪威尔则深信，到最后，法国和英国不敢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英、美领袖珍惜他们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战时并肩作战、私人交谊亲睦，特别可贵。但是在苏伊士危机时，却因基本性格冲突，交情起了变化。英方领袖发觉杜勒斯言词尖酸刻薄，艾登因而认为他挺讨厌的。
以家世传承和个人学养来看，杜勒斯可谓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职位。他的外祖父约翰·佛斯特（ John Foster）在哈里森总统之下担任国务卿；他的姑父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代表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虽然杜勒斯在他中年以前一直是公司律师，他的血液里却是包含有家学渊源的外交政策的营养。
美国的国务卿们历来都坚持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担负世界正义价值。杜勒斯亦不例外，只不过他宗教式虔信心重于哲学上的认可。他第一次亲涉国际事务的经验是担任一个新教徒委员会主席，鼓吹世界和平。他一度骄傲地宣称：“国务院里没有人比我更熟读圣经。”他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日常运作时，诚心运用长老会的信仰原则。他在1950年写道：
“我深信我们在此需要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作为，更忠实地反映一种‘人应信服上帝’的宗教信仰。”
虽然杜勒斯代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