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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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外交部一次会议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逐项列举出苏联的种种错误，例如进军阿富汗、与中国交恶、长期低估欧洲共同体、耗费不赀搞武器竞赛、1983~1984年间退出日内瓦武器管制谈判会议、苏联早先决定部署SS20导弹，以及苏联必须保持与全体敌国兵力相埒的国防理论。换言之，谢瓦尔德纳泽几乎对苏联过去25年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批判。这等于是默认西方政策对苏联有重大影响，因为民主国家若是未对冒险行动施惩，苏联政策就可以称是成功的政策，也就没有需要重新评估了。
美国两党历任八位总统追求结束冷战，而冷战之终结与1947年凯南所预测者大体相同。不论西方国家采取多么宽容的政策，苏联的制度使她非得借外界常有大敌的幽灵，来合理化它强要百姓忍饥受苦，并且维持武装部队与情报安全机构以保障其政权的做法。西方国家反应的累积压力在里根时代达到最高点，苏共第二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把正式理论由和平共处改为相互依存，对内镇压的道德基础为之消失。接下来，如同凯南所预测，苏联人民习于纪律，不能立刻适应宽容与妥协，一夕之间由最强沦为“国际社会中最弱、最可怜”的一个民族。
本书前文提到，凯南后来认为他提倡的遏制政策太侧重军事方面。更精确的评语应该是，美国一向在过分依赖军事战略，以及情绪上过分倚赖敌人回心转意之间，摇摆不定。我本人也曾经屡次批评以遏制名义提出的许多政策。不过，美国政策的整体方向可说相当有远见，而且虽然政府更迭，决策者个性各异，仍然保持相当的连贯性。
当自信的苏联帝国一副俨然代表未来新潮流的模样，而且世界领袖也倾向于接受此一见解之时，如果美国没有出面组织反抗，已经在战后欧洲崛起为最大的政党之共产党，可能就得逞。从柏林问题起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就无法抵挡住，而且也必然会发生层出不穷的其他危机。克里姆林官利用美国在越战之后举国骚乱的局势，派出附庸国部队到非洲，也把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如果美国不起而保障全球均势，并且协助重建民主社会，苏联就会更不知节制。美国没有由均势的角度来观察、界定自己的角色，的确令痛苦增加、令过程繁复，但是这也使得美国有前所未见的坚贞信念与创意。并且事实也没有改变，美国依然保持了全球均势，以及世界和平。
冷战获胜，当然不是哪一位总统的成绩。它是美国两党40年努力之功，也是共产党积70年僵硬之果，里根现象乃是个性与机会偶然汇合的结果，早了十年，他会被认为太逞强好胜；晚了十年，又似乎太偏执一途，毫无折中。以意识形态上的强悍号召美国民众支持，再加上外交上的弹性作为（换了另一位总统，保守派恐怕就不会原谅他如此做），正好是苏联衰弱并出现自我怀疑心态的时期所需要的对策。
然而，里根外交政策性质上的夕阳无限好的意义，大于新时代曙光的意义。冷战几乎是美国人定见的产品。美国人心目中认定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挑战，因而其普遍真理不论是否过分简化，如何适用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问题，成为一大考验。军事上的威胁之大是明显、迫切的，其源头非常清晰。即使如此，美国仍不辞辛劳，由苏伊士运河到越南，把她的普遍原则运用到并不友善的特定案例上。
后冷战的世界，不再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本书写作时亦无任何一例地缘战略上的冲突对峙。几乎每一情势都是特例，自认为与众不同的特殊主义，激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使得美国以不屈不挠的决心赢得冷战。但是在21世纪的多元世界里，需要更精细的运用。美国最后仍须面对她在其历史上一直能够回避的大挑战：传统上自视为单纯的哨兵或十字军，依然界定着美国的选择，或局限住美国的发展。总而言之，美国终究必须对其国家利益的发展作出确切的定义。
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威尔逊主义与各国政策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威尔逊主义似乎胜利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衅和苏联地缘政治的挑衅，同时被克服了。道德上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已与地缘政治上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使命，结合为一。无怪乎布什总统以经典的威尔逊式的言词描述他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
“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治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
继布什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以非常类似的言词表达美国的目标，阐释“扩大民主”的理念：
“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制威胁，以保存自由体制。现在，我们寻求扩大生存在自由体制下的国家囤，因为我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世界上每个人的意见与精力，都得以在繁盛的民主世界中充分表达，人人合作，和平生活。”
本世纪以来第三次，美国宣布有意建立世界新秩序，把美国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而且，美国第三度在国际舞台上居于至高的鼎盛地位。1918年，威尔逊主导了巴黎和会，会中美国的盟国过分依赖她去申述她们的焦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和杜鲁门似乎已居于照美国模式整建全球的地位。
冷战结束产生更大的诱惑，要依美国模式重建国际环境。威尔逊受到国内孤立主义钳制，赍志以殁；杜鲁门则奋起抗拒斯大林主义的扩张行动。后冷战的世界，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有能力在全球每一区域干涉。可是，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且军力有关的问题也消失了。冷战胜利使得美国进入一个非常类似18、19世纪欧洲国家体制的世界，也面临美国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质疑的实际状况。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但是，布什和克林顿谈到世界新秩序时，仿佛它是唾手可得。事实上，它还在酝酿期，恐怕要到下个世纪，其最后形态才会清晰。世界新秩序，部分是过去的延伸，部分则毫无先例，它和它所取代的旧体制一样，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
国际体制其实非常不稳定。每个“世界秩序”都期待能长久，这个字词带有永恒的意义。可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因素不断在流动；的确，每个世纪国际体制持续的时间都在缩短。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产生的体制，存在150年；维也纳和会缔造的国际体制，维持约100年；冷战的国际体制只有40年。（凡尔赛和约从来未被主要国家接纳、遵守为一个体制，只能说是略胜于两次大战期中的停火协议而已。）过去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的成员，她们互动的能力以及目标，变得如此快速、深刻，而且具有全球性。
构成国际体制的实体，其特征一变，无可避免就会出现一段动荡时期。30年战争大体上就是由以传统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进入现代国家体制的一种过渡。法国大革命之战，象征着过渡到以共同语言、文化界定的民族国家。20世纪的大战则是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而起，并且也因对欧洲霸权之挑战，以及终结殖民主义而起。每一次的过渡，原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物突然间就变成时代错误：譬如，多民族的国家在19世纪被淘汰，殖民主义在20世纪遭摒弃。
自从维也纳会议之后，外交政策就把各国牵连起来，因而产生“国际关系”一词。19世纪，即使只出现一个新国家（如统一的德国），也会产生数十年的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了将近一百个新国家，其中许多国家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截然不同。苏联瓦解，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又出现20个新国家，这许多新国家正忙着清算数百年的恩怨血债，不遑他顾。
19世纪欧洲国家是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基础，依照当时的技术水准，提供安全、经济发展的最适度架构，还能影响国际事件。后冷战的世界里，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维持着欧洲大和谐——却不再有资源扮演全球角色。他们团结起来组织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成败，将决定其未来是否有影响力。欧洲，倘若联合起来，将继续扮演大国角色；若是分立为许多民族国家，只会沦落为第二流的地位。
新世界秩序兴起带来的动荡，部分原因出于：至少有三种类型的国家自称为“国家”而在互动，可是各自又很少有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特征。第一类是帝国解体后，不同族裔分离出来的新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后所产生的国家皆是。因为历史的冤屈、长久追求身份认同，她们主要还在忙着种族对立。国际秩序的目标不在他们兴趣范围内，也经常超越他们的想象范围。就像卷入30年战争的小国一样，她们只追求保持独立，增进国力，根本管不了国际政治秩序这种大题目。
若干后殖民的国家，代表的又是另一种现象。她们之中有不少，现有的疆界是早先帝国主义列强为行政管理上方便而划定的。法属非洲，海岸线长，划分为17个行政单位，现在每个单位都成为一个国家。比利时属非洲（旧名刚果，后改名扎伊尔）只有非常狭窄的出海口，虽然其面积辽阔，与整个西欧不相上下，却作为统一的单位管理。在这种情势下，国家通常等于是军队，因为通常仅有军队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一旦这个主张不受承认，往往只有走上内战一途。如果把19世纪国家的标准，或威尔逊的自决原则，套用到这些国家身上，无可避免必然会发生激烈的、难以预料的边界重新划分的纠纷。对她们而言，如果不维持领土现状，另一个选择就是无休无止的血腥战祸。
最后一类大陆型的国家，她们可能是代表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印度，团结了许许多多不同语言、宗教和族裔成为联邦。由于她比19世纪的欧洲国家更能接受邻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思潮，她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分界线既不同又相当暖昧。同样的，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17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同样的，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从来也不符合欧洲民族国家的定义。美国因融人不同语言的民族，成功地形成其特殊的文化；苏联则是辖有许多民族的大帝国。前苏联各国（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在本书写作时，仍然陷在分裂瓦解和重建帝国体制之间煎熬挣扎，这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