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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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全是出于强大的总统与其他组织的互动的结果。总统扮演教育家的角色，以他的道德观点提供辩论的架构。如果不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或许可以把他第一个任期内非常具体的外交政策成就，化为永久的运作原则——就好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创造的、固化了全新的美国内政政策；也有如杜鲁门和艾奇逊制订的遏制政策的大方向。
但是，尼克松的领导资格却因为水门事件而彻底破灭。本章意不在探究此一悲剧的根源，但是我们可以强调，尼克松为遂行其政策，需要进行教育、说服的工作；但是对此一任务的成败极重要的道德力量全因水门事件而断送了。在日常事务上，他直到下台之前都能果断睿智地处理。但是在长远的或观念性的争议上，他虽然仍能够提出基本问题，可已经不再强大到足可形成解决方案了。缺乏一位强有力的总统担任调停人，起到总其大成者的均衡作用，每一个互不相让的团体都会把其特定观点推向极端。因此，7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探讨主题之争，而这只是先前美国伟大方案中之细枝末节——却缺乏美国外交政策大转折的形成时期亟需的整合动力。
尼克松的外交政策的新做法，向美国例外论挑战，这种论调认为政策要以获得肯定的形而上的价值为基础。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看来，美国的挑战乃是如何把这些传统价值调适入新的国际环境之中。美国的国内经验导致她把国际秩序看成本质上是温和的，因此其外交表达出善意和有意愿妥协。因此，敌对被视为是异常现象。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却大异其趣，把世界视为充满混淆不明的挑战、许多国家各自因利益思考而非善意地互相对待，改变必须分段逐步而进，不是一劳永逸彻底变革——换言之，这个世界可以驾驭（ be managed），却不能去支配（ be dominated）或排斥。在此一世界里，不会有截然清楚的分界点，某个问题的解决很可能又会衍生出下一个新问题。
这样的世界需要的外交政策，不但要有解救苦难的功效，更需要有持续力。美国的传统价值仍然十分重要，但是不再像威尔逊时代，它们不能转化为迅速彻底解决的问题。美国人仍需要它们来提供内在力量，走过混沌，通往人人希望比过去更美好的世界，可是这条路却一直未能走完。
尼克松及其顾问不认为把共产党视为敌友兼具的对象去对待，有任何矛盾之处：在基本的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必须阻止共产主义破坏全球均势；可是在控制意识形态冲突，不让核战争爆发上，又得相互合作。可是，美国走过对越南幻想破灭这一段情感煎熬的漫长道路之后，人们更愿意在道德承诺上找回自信，而不再算计利益得失。
在缺乏具有道德说服力的总统直属机关里，许多习于美国传统外交政策方法的人士，不分自由派或保守派，都起而反对尼克松的新做法。自由派反对，是因为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不道德；保守派反对，是因为他们重视与莫斯科的意识形态竞争，不能认同因地缘政治需求而要和苏联修好。
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思考，自从威尔逊总统以来即受自由派思想的影响，因此一下子尚不能接受尼克松式的外交策略。过去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和律师们，对美国的自由派国际关系观点影响颇大；尼克松并未采取他们主张的务实的、视个案而办的方法。他也没有采纳威尔逊派人士主张的集体安全、以司法解决争端，并强调以裁军为走上国际新秩序之唯一的道路等做法。因此，自由派人士发现本身陷入难过的窘境中，实质上被他们认同的外交结果（如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对中共开放等），却是出自受威尔逊派传统所诅咒的原则（即强调国家利益与势力均衡等）。甚至当尼克松政府成功地推动出自威尔逊派理想之政策（如增加苏联对外移民人口），它借由秘密外交去追求此一目标，亦往往招致反对者抨击他偏离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
就保守派人士而言，尼克松把苏联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对手之策略，实在太陌生，又太不适合。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与共产主义的冲突，几乎绝对是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他们深信美国不会被地缘政治的挑战所撼动，把遏制前线的问题看得不太重要，只关系到欧洲各国的传统斗争，对于此，他们是不屑理会的。他们在约翰逊总统执政时期，业已放弃越南，认为越南问题已经背离主要斗争——尼克松则视之为主要斗争中的一个极其重要之单元。作为道德绝对论者，他们不信任与苏联的任何谈判，把妥协视为退却。共和党的保守派预备咬紧牙关，勉强接受对中国开放，因为这可以让莫斯科困窘，并且在美国退出越战方面亦符合战术上的需求。但是，他们一向对与莫斯科谈判疑惧，只能接受建立实力地位、坐等共产主义覆亡的原始的艾奇逊、杜勒斯方式，因此把在政治、军事问题上进行广泛谈判，视为背弃了道德原则。
传统的保守派逐渐由料想不到的圈子得到生力军——自由派、强烈反共的民主党人，因为不满党内激进分子之优势而与该党疏离，靠向保守立场。1972年麦戈文取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使得这些自称为新保守派的人士的幻想彻底破裂；1973年中东战争亦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以连贯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其外交政策观点。
新保守派是坚定的反共人士，或许被期待会在道德上支持坚守越南、维护声称美国为反共前哨的尼克松政府。然而，新保守派和保守派一样，关切意识形态重于关切地缘政治。最有影响力的若干新保守派要角，热切反对越战。他们把原先对尼克松的一切保留态度，统统带进新阵营，一点儿也不称誉他忍受激战、争取光荣和平的苦心。由于他们不喜欢尼克松，也不信任尼克松，他们担心他可能抛弃美国的重大利益，只求恋栈当总统。
白宫对待政府官僚体制相当傲慢，使得事情益加复杂。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一如在竞选时所宣称，把外交权紧紧抓在白宫。苏联领导人发现，尼克松绝不会把重大外交决策权下放，立刻指令多勃雷宁大使与白宫建立直接沟通的私下渠道。尼克松通过此一方法，可以和克里姆林宫高级领导人直接接洽最重要的问题。
政府官僚因此大为衔恨；尼克松的白宫由于不够敏感，不照既定程序行事，使得问题更趋严重。谈判，照定义来说，就是交互让步。然而，没有参加到谈判起伏过程的人士，却散布谈判乃是美国一方需做出一切让步的虚幻言词；若是肯听他们进言，美国就可以避免做出那些让步了。失去了通常由官僚构筑的安全网，又受到保守派、自由派和新保守派攻讦，尼克松的白宫陷入奇怪的地位：外交政策虽然成功，却备受抨击，必须采取守势。
事实上，批评者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对抗路线，殊不知此时的美国正在大闹和平运动、总统受到弹劾调查（他的继任人福特，是由派任产生，并非经由选举出任副总统），而且历届国会都大力削减总统职权，同时设法削减国防预算。尼克松政府认为，当前要务是在不遭受地缘政治损害之条件下，退出越战，建立一个新的针对相关战场上的共产党的政策。尼克松把和解当做是长期的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战术；批评他的自由派人士则视为这一政策本身的终结，保守派和新保守派也把此一重视地缘政治的做法认为历史已证明并无前途，宁可采取坚定的意识形态对峙之政策。
够讽刺的是，到了1973年，尼克松的政策相当成功，东西关系平静无波，反对人士可以安全地在国内对他展开挑战。争议的核心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美国政策是否可能或有利于脱离其最终结果及间或干预的信念？尼克松声称，在多元世界里，变迁必须通过演变。这就需要有耐心——不是传统的美国外交的长项。批评尼克松的人士，反映着美国例外主义的传统，坚持美国应坚守立刻改造苏联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过去从未有人追求，即使在美国独占核优势时亦然。在把外交政策视为策略和把外交政策视为十字军运动的人士之间；以及认为上策是使苏联知所节制和力主痛惩恶邪的人士之间，无可避免，需要进行一场全国大辩论。总统垮台不是不可避免的事件，然而不幸此时总统权位岌岌不保，停止了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的辩论。
在缺乏凌驾一切的原则之情况下，争议中的每一方只专注于不同的威胁。尼克松的梦魇是地缘政治上虚弱不振，必须向苏联扩张主义屈膝献媚。保守派则忧惧，道德上解除武装，或是因为苏联获得技术突破而发动核决斗，以致生灵涂炭。自由派关切美国过度强调军事安全的主张。保守派担心苏联军事上有主宰力量。自由派却要避免过度扩张。尼克松则寻求可行的长远策略。
结果造成相互冲突、无法解决的压力纠缠在一起的大漩涡。自由派密切注意，唯恐政府对武器管制的承诺降低。尼克松则由古巴到中东，极力抵制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保守派则针对他们认为美国从意识形态对峙，以及核战略方面退却的现象，大肆抨击。这造成一种怪现象：自由派抨击尼克松的国防预算太高，保守派却批评尼克松的武器管制政策太过示好。尼克松借由保守派之助，战胜自由派的反对，取得国会批准其国防预算；武器管制措施需要经由国会通过，尼克松则在自由派协助下，克服若干保守派的反对，获得通过。
绝大多数的批评之重点（到头来，连自由派的批评也不例外）就是，主张回归到原始的遏制理论，躲在强大的国防背后，坐等苏联制度转变。尼克松认同需要有强大的国防，但不认为应促使莫斯科能制订外交议程，令美国内政危机失控。批评者认为，东西方外交太活跃，会使美国人民的警觉心麻木。尼克松相信，需要有外交弹性来强化美国人抵抗共产主义的意愿。他决心要抵拒苏联的每一项扩张主义行动——若干批评者却把它解释成把欧式地缘政治注入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手法。
1974年6月，杰克逊（ Henry Jackson）参议员向他所属的武器管制小组委员会，分发一份由若干知名学者起草的，批评缓和政策的文件。这份文件说：以目前苏联的术语来说，“缓和”或“和平共处”乃是公然与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对敌的一种策略性替代方案罢了。它并不意味苏联及其盟国会放弃与西方自由国家冲突。正面冲突换成间接的作战方式，利用非军事手段，美其名日“意识形态”；照苏联的实务的态度，这个名词包含颠覆、宣传、政治勒索和情报作战。
全美产业工会同盟（ AFLCIO）主席米尼（Gee Meany），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说：苏联是这样看待缓和——缓和是因为美国衰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