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治国:普京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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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私下说过的话，那将会加快两国关系的进展。＇12＇
普京欣然同意。他对媒体说：“此种合作将为俄美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带来重大的改变。事实上，它将导致我们两国在安全领域逐渐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事情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但美方尚未看到普京让他们使用的设施是什么样子。国防部门的新保守派对此深为怀疑，认为普京此举是一个花招，意在离间美国与波兰和捷克的关系。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艾德尔曼回忆说：“我怀疑这是否表示俄罗斯真的愿意在导弹防御方面和我们合作。我认为，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用毫无意义的讨论或其他问题拖住我们，防止我们在导弹防御上采取行动。”＇13＇
9月，导弹防御局局长帕特里克·奥雷利带领一组专家飞往阿塞拜疆视察加巴拉雷达站。他们看到的是一座苏联时期的老旧设施，条件不怎么样。新保守派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欣欣自得。据艾德尔曼说，“奥雷利说有这么一座雷达站，有一定能力，可以派上用场。但它也相当老旧，需要大规模升级更新。将来若真让它发挥作用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力气。”
视察小组的结论是，普京提供的雷达只能帮助监视导弹攻击的威胁。但美国设想的是可以防御导弹攻击的系统—而那样的系统仍然需要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设施。
美国政府内对俄比较友好的轴心接受了这种意见，但又不想扔掉普京伸出的橄榄枝；在普京的慕尼黑讲话后，他们本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友好。赖斯和盖茨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单独见了一面。赖斯回忆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我们说得想办法把话挑明，把俄罗斯人排除在外，将雷达设施设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他们必然会感到恼怒，而我们得想办法化解。显然这方面问题很多。有没有什么可以采取的建立信心的措施？”
盖茨和赖斯反复地讨论各种想法，最终想出了一个大概可行的办法。10月他们前往莫斯科参加所谓“2＋2”会谈—这是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会谈：赖斯和盖茨对拉夫罗夫和谢尔久科夫。
10月12日星期五早上，他们驱车前往总统在诺沃奥加廖沃的官邸，走的是一年前赖斯去那场不欢而散的意外生日宴会所走的同一条路。普京想在“2＋2”会谈开始之前接见他们—他的心情和一年前几乎同样糟糕。虽然他没有别的会见，但还是让美国人干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他把两国代表团召集在桌旁坐下，在电视摄影机前再次向美国的计划开炮：“我只想说一点，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复杂的谈判进程正在进行的时候，执行你们原来和东欧国家达成的协议。要知道，我们可以决定有朝一日共同在月球上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但现在由于你们的计划，我们可能失去合作的机会。”
盖茨说普京质疑美国是否真正需要防御伊朗攻击的系统。“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画着伊朗导弹的射程弧线。他的意思是根据俄罗斯得到的情报，伊朗很多年内都制造不出可以打到欧洲的导弹。听到这里我说，‘那么你需要另换个新的情报部门。’”＇14＇
当时的新闻报道引用了普京讽刺地提到在月球上部署导弹的话，认为这证明会谈失败了。其实在幕后，盖茨和赖斯提出了一个俄罗斯人喜欢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为了弥合美俄之间关于伊朗是否构成威胁的意见分歧。拉夫罗夫记得：“他们说除非我们和他们一起确定威胁存在，否则美国不会启动他们的导弹防御系统。”＇15＇
据赖斯说，“盖茨说：比方说我们把弹坑挖好，然后一道对伊朗的威胁进行评估，除非我们对伊朗的意图达成共识，否则我们不会实际开始部署拦截武器。”
盖茨又说：“反正导弹设施真正投入运转要几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等伊朗试验了可以打到欧洲的导弹后再安装拦截武器。”
俄方对这项建议欣然接受，因为它至少起到了拖延的作用，但是它却丝毫没能打消他们坚定不移的想法，即美国的真正目标是他们，不是伊朗。此刻盖茨提出了一个建议—现在他苦笑着承认那个建议和国内鹰派的主张大相径庭。“我觉得我们在提高透明度、让他们了解情况方面大有可为。我们甚至可以让俄方派常驻人员，比如武器视察员。”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几分钟内就发展成让俄罗斯向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设施设立永久性的全天候军事存在。这使俄罗斯人大喜过望。他们的首席谈判代表阿纳托利·安托诺夫回忆说：“我们没有具体讨论人员住在哪里，由谁担负他们的费用这些技术细节……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16＇
盖茨回想起来仍然有些懊恼：“我谈到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我当场灵机一动想到的。如果我和赖斯没意见，为什么不试试看普京能不能同意呢？”
拉夫罗夫请美方把这些建议写成白纸黑字。可是，盖茨和赖斯带着他们临时提出的建议回到华盛顿时，用盖茨的话说，遭遇的是“震惊”。他们的想法要经过所谓的“机构间进程”，由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国防部、国务院、联邦安全会议—予以评估。情况很快表明，新保守派绝不肯让俄罗斯人24小时随时进入美国最尖端的设施。他们也和捷克和波兰方面进行了磋商，但此时磋商为时已晚，捷克和波兰均反应冷淡。盖茨微笑着含蓄地说：“机构间进程把我们的建议磨去了一些棱角，弄得不那么诱人了。”
按俄方的要求，美方把建议落实到了纸面上，但把“俄罗斯永久性的军事存在”改成建议俄罗斯使馆的武官可以偶尔访问捷克和波兰的设施。俄罗斯人对此予以轻蔑的拒绝。拉夫罗夫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们11月接到了文件，原来的建议里面一条也没有。”
2008年3月举行了第二次“2＋2”会谈，但气氛恶劣，一事无成。至此俄方已经清楚地看到布什政府将坚持原有的计划。几个月后，美国就与捷克和波兰签订了协议（尽管两国的公共舆论都反对）。普京又一次企图迫使美国考虑俄罗斯的意见，却又一次没有成功。
克里姆林宫学说
普京对外日益强硬时正值国内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时期。2007年，普京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我与克里姆林宫人员共事期间觉察到总统思谋自己的未来时，他的班子几乎陷于瘫痪。按照宪法，他不能第三次竞选连任，普京也几次三番地声明他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修改宪法。他的团队中许多人怂恿他修宪—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这是最受欢迎的办法，但普京想另找办法来继续发挥作用。
这位决心至少在形式上照章办事的专制者此时左右为难。他无意离开政治舞台：普京在多次谈话中都表明，他担心自己带领俄罗斯走上的道路仍然有可能被逆转；他不能充分信任任何人能像他自己那样坚决地捍卫这条道路；他也绝不信任老百姓通过民主选举一定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哪怕是只给他们两个“经批准的”候选人让他们二选一。他得想法子把一个他所信任的替身推上驾驶座—这个人既要延续他的政策，又不会对他在幕后大权独揽、做终极“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提出挑战。问题是，普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做得到。而且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选定合适的替身。
肯定不能用现任的总理。1999年叶利钦任命普京做总理是为了培养他做总统，而普京最近任命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做总理却是为了正好相反的原因—就是要一个毫无个性、没有野心、对他唯命是从的人做政府首脑。
有两个人最有可能入选：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自从2005年11月起一直担任第一副总理，被视为“自由派”，与强人集团没有明显的关系；而曾做过情报主管和国防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在2007年2月15日也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因此而引发人们猜测他是未来总统宝座的有力竞争者。这两人已经开始组建忠于自己的团队，包括新闻秘书，但最聪明的官员还是暂时不投靠任何一边。
结果，政府所有高级层面的人都缩手缩脚，不敢作长远决策，也拿不准支持哪个候选人。这种明显的犹豫踌躇从2007年年中一直延续到12月的议会大选，甚至到2008年3月28日总统大选之后。有将近1年的时间，强人的难题把国家弄得软弱无力、瞻前顾后。
有一点是清楚无误的：俄罗斯的老百姓—应该说任何不在最高权力圈内的人—对俄罗斯下一任总统由谁担任没有丝毫发言权。不过普京还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想出了办法。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在年初时一点主意也没有，其思路是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产生并逐渐演变明朗起来的。我常常问克里姆林宫的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点也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不是在撒谎，就连普京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状况造成了早已消亡的“克里姆林宫学说”的重起。过去研究这一学说都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仔细琢磨红场上政治局成员列队的照片，或计算《真理报》对那些崭露头角的苏联领导人的报道各有多少字。2007年1月梅德韦杰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作了一篇相对开明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而谢尔盖·伊万诺夫在2月陪同普京参加慕尼黑会议回来5天后就被晋升到和梅德韦杰夫一样的级别，这些都受到外界的密切关注。
新的“克里姆林宫学家”，包括那些身在克里姆林宫内为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的人，热烈地辩论这两位候选人孰优孰劣。梅德韦杰夫可能太倾向自由主义，或者太软弱（虽然普京就是想要这样的人，好对国外显示温和的形象）。伊万诺夫属于强人集团，自然和普京关系更近，过去几年提拔了那么多情报人员和军人……但话又说回来，可能他太强了，太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是个威胁。普京会不会让他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代表政府的不同侧面呢？还是说普京最终会改变规则，竞选第三任？
看起来伊万诺夫是培养对象，他更常在电视上露面，和普京一起旅行比较多，慷慨激昂地痛斥西方也像普京。民意调查如果可信的话，直到6月之前都显示梅德韦杰夫稍稍领先，但在6月的民调中，伊万诺夫领先了4个百分点。
突然，9月12日，普京导演了一场拙劣至极的政治剧。电视上，总理弗拉德科夫走进总统办公室，可以说他是要自废武功，且手法相当笨拙。“鉴于目前的政治进程，”弗拉德科夫嘟嘟囔囔地说，“我希望您能完全不受限制地作出决定和任命。所以我想主动空出总理的位置以便您按照您认为合适的方式组阁。”话说白了就是：显然下一位总统不是我，所以我干脆辞职让你任命你想要的人。（这里的假设是，普京将和叶利钦一样，把他的接班人任命为总理。）
普京假装他对此事无法置喙，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并立即任命了新总理。但普京任命的既不是梅德韦杰夫也不是伊万诺夫，而是他在圣彼得堡的老同事维克托·祖布科夫。他和弗拉德科夫一样沉闷乏味，但普京任总统期间，他几乎一直担任金融监管局这个权力巨大的反洗钱机构的领导，这使他得以掌握精英阶层的金融秘密。没有多少人听说过他，但几天后，66岁的他就宣布他也许要参加总统竞选。
对此大吃一惊的不只是国外观察家。那天我刚巧在莫斯科同瓦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