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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成功的方法1-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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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迫于外交需要,1862年6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是第一所洋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初创时只有英文馆,1866 年增加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自此,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学习年限为八年。在同文馆的课程中,外语居于首位,汉文经学贯穿始终,特别重视对学生封建道德习惯的培养,还向学生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帝国主义以宗教麻痹学生。在学校管理上,因经费由英国操纵的海关拨款门管理权由外国控制。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开创的意义: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育的开端,具有新的办学形式,而且使科学教育正式列入中国教育之中,教育向前迈了一步。
(3)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或“福州船政学堂”,是福建船政局的组成部分。1866 年底,左宗堂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里确定学校的名称为“求是堂艺局”,并拟定《艺局章程》八条,对有关假日制度、生活待遇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1867年1月6日,开始正式上课。学堂有前学堂和后学堂之分。前学堂学习制造技术,又称造船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和轮机技术。1868年2月,前学堂内添设“绘事院”和“艺圃”。
1872年前后,船政学堂达到兴盛期。1913年从船政局中析出,改组为三个独立的学校;前学堂改组为福州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组为福州海军学校,直属民国政府海军部;“艺圃”改组为艺术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从开办到改组,历时半个世纪,是洋务学堂中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所。它在我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3。留学教育的起步
(1)幼童留美
幼童留美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建议的是容宏。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容宏“教育计划”的基础上,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拟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计划120名赴美留学,15年后每年回华30名。经清政府批准,命候补知府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并在沿海各地挑选聪颖幼童。1872年8月11日,第一期30名幼童经上海预备学校培训后,在监督容宏、陈兰彬带领下赴美,1873年6月、1874年11月、1875年10月第二、三、四期各30名幼童也按计划出发。然而,由于诸多矛盾,这些幼童并没有按计划完成学业,而是在1881年下半年分三批被撤回。
意义:这些青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2)派遣留欧
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船政大臣沈葆祯的建议,并以船政学堂的学生居多。1873年12月,由于外国技术人员和教师按合同期满即将回国,福建船政局就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沈葆祯建议选派优秀学生留欧,获得同意,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实施。
1876 年,魏瀚、陈兆翱随法国工程师日意格赴法,并留在法国学习,他们实际上是我国近代官派留欧的前导。
1877 年1 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并将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附呈朝廷照准执行。依据此章程,1877 年3 月31 日,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
第一届留欧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于1880 年左右先后回国。在他们即将回国之前的1879 年11 月,沈葆祯领衔奏请续派,1881 年底,第二届留欧学生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1886 年,因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清政府又派遣了33 (其中1 名未能成行)名学生赴欧留学,是为第三届留欧学生。这三届学生从1879 年陆续回国。
意义:规模虽小,但它却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教育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就引进西学而言,没有比这更彻底的途径了。 
4。“中体西用”思想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1)“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对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的移植过程,因此,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出一个如何处理“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关系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洋务派与守旧派展开了论争,为了应付守旧派的攻击,洋务派采取的典型方案就是“中体西用”,认为在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该肯定“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
实际上,早从19 世纪60 年代开始,就有人用“主辅”、“本末”、“体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两者应该何为主导,何为从属的观点了。但直到1898 年春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进行了集中阐述,“中体西用”才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并且提倡“中体西用”的也并不都是洋务派任务,但在洋务派运动时期多附从洋务派,为洋务派提供思想理论。“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
(2)张之洞与《劝学篇》
张之洞,清末维持封建的重臣,是洋务派的代表任务。
他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1898年,发表《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也称旧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其中最注重的是三纲名教。西学也称新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中西学的关系:“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用偏废。”“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3)“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2.阻抑了维新思想更广泛的传播,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3.中体西用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 
 八、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1。维新派的教育实践 
(1)兴办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两类:
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
另一类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的学堂。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
《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
2。“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1)创办京师大学堂
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菜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但因一些大臣的反对未能实施。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严令督促下,总理衙门委托由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于7月3日上报,光绪皇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孙家算为官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
设立的意义: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后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的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培养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为宗旨,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他不仅要管理自身还要成为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2)改革科举制度
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不久,光绪皇帝再次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 
3。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
1)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
康有为认为八股取士,导致读书人不研究现实,不研究各国情形,也放弃了真正的中国传统学问。指出清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源于八股。
2)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
此外,为了更好更快地学习西学,康有为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
(2)《大同书》的教育理想
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他所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很大的冲击。 
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1)“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
梁启超认为国势的强弱随着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而转移,并明确地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后来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因此他提出教育应该有宗旨。
(2)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
(3)论学制
梁启超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将受教育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体、智、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
(4)论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
梁启超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 论师范》,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以专文论述师范教育。在文章中,梁启超对新旧学堂中的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这些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在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上,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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