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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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2，山西寿阳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年1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2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 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万到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
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
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王之一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甘肃、山东称此刑罚为“炒豆子”，四川称为“炒毛芋”――本书作者注）；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全村952人中，有 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小孩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打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
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共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人被处以死刑。对受到摧残的人员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困难户拨专款派人上门进行安抚，集资物款退还原主，国家拨出3000万斤粮食返还农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尽力挽回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3，广西环江事件
在大跃进以前，广西就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
195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西因灾死人事件给予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中指出，广西省于1956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委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造成了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中央决定，1、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委委员陈漫远，对严重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惩事件，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人委委员的职务。2、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郝中士（代理省长），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灾工作，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3、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肖一舟，负责领导财粮工作，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救灾中粮食供应工作，使灾情严重化，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4、平乐地委书记杨林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给予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等有关责任者都给予了党纪处分。
据中纪委李坚向本书作者介绍，广西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民主党派负责人反映强烈，邓小平负责处理这件事，用专机把广西的领导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处理。
事后毛泽东说：“广西事件让民主党派钻了空子。”可见，毛泽东广西饿死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广西的干部更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