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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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大兴水利、发展集体经济、盖礼堂、盖办公楼、修干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干部混水摸鱼据为已有。“一平二调”是在强迫命令下进行的。群众稍有不满就扣政治帽子“姓共还是姓资？”、“对党是什么态度？”、“促退派”、“老右倾”等。公社要东西时“一条线”（电话）、“一个印”（通知）、一声命令，要马上送到指定地点。如果生产队干部稍有抵制，还有“四个法宝”：辩论斗争，靠边休息、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公社自办的劳改队）。公社要盖礼堂，一天开三次广播会，说：“北京盖人大会堂全国支援，公社盖大礼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时送砖送瓦送木料。为了完成任务，闯将大队五小队三个自然村一昼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员还在床上睡觉，拆屋队就上房揭瓦。农民说：“共产风是龙卷风，是破产风，刮一阵，穷一次。
由于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难。扬州地区1958年有房350万间，到1960年7月只有300万间。其中，因1958年到1959年水利民工要自带工棚，拆掉房屋12万多间，搞居民点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53000间，办养猪场拆了5万多间，机关单位占用民房24万多间，办社队工业占了15000多间，大队办公室占了50000多间。食堂占用13万多间，粮库占用35000间，民办学校占用25000多间。江都县高徐公社1958年建大礼堂9座，都是拆民房盖的。民房拆得多盖得少，大批农民无房住。兴化县有14110户没房住。高邮县二沟公社合兴大队芦家小队21户65口人只有三间大房，四间小房。有的农民只好露天过夜。
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曾经是一个富社。1958年10月，建湖县委书记陈豫华在南京开会时打来一个电话，要各地一定把粮食产量报上一千斤。当时早、中稻已登场，产量已成定局，许多人感到为难。支部书记孙喜来在郑南小队开了一次现场会，叫胡达成把五、六亩田的稻子堆在一个场上，说是一亩田产的，并且“验收”，结果产 量达到了1340斤，以此为样板，让各地向郑南大队看齐，这样，建湖就成了“千斤县”。 1958年陶明任工区书记时，汇报粮食产量只准多报，不准少报。结果有的报亩产1000斤，有的报2000斤，有的报1万斤，两万斤。最后，小队长沈文柏报了15万斤。陶明表扬沈文柏，说：“还是沈文柏气魄最大”。 1959年大队粮食核实产量为60万斤，但公社党委书记朱士凯一定要按73万斤算，结果全大队30多天没粮食吃，造成社员不正常死亡50多人。这个公社1956年粮食产量是127万斤，1959年降到60万斤，1960年预计53万斤。粮食减产，社员收入下降。社员编了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县莫城公社1959年全社水稻平均单产实际是605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队按800斤的产量制定分配方案。结果征购多了，社员口粮少了。没有粮食，就在小队和社员中反瞒产私分，硬分配任务：强迫不同生产队的社员承认每人偷吃了200斤，300斤，400斤，甚至500斤。群众思想不通，干部带头承认。公社副书记陈根兴、副主任张甫生分别承认了自己偷吃了400斤和800斤。社员说：“浮夸风让人人都戴上了俚拿弊印！�
常熟县的浮夸是在“核实产量”的名义下进行的。1959年10月14日，常熟县委在《关于开展核实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全县“出现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个、大队53个、小队687个。”是怎样“核实”的呢？请看白茆公社。在这一年收割中稻的时候，常熟县委书记和白茆公社书记在白茆召开了“核高产、立标兵现场会”，用“加压力”的手段，弄虚作假，确定十一大队七小队是中稻千斤小队，然后让各队以此为“标杆”报产量，产量越报越高。县里又开全县大队、小队会计会议，让会计们“核实”产量，会计会上报的产量更高。县委认为会计“觉悟提高了”，让阿各公社书记到车站去欢迎会计“胜利归来”。产量报上去了，为了找到粮食，就大反“瞒产私分”。这样做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1959年本来只产粮食96万斤，大队党支书马其银却上报产量为107万斤。上级就按107万斤下达征购任务。征购任务完不成，就到社员家挨户搜查，把自留地的粮食、口粮全都搜走了。社员只好吃野菜充饥，造成了浮肿、死亡、外流和弃婴。农民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干部说大话，我们送小命”。
三、干部横行乡里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看到一份1960年7月间一份“整风整社”的会议简报。不少发言者一针见血。双圩公社团结大队社员代表唐汝贵说：我们真像小媳妇，一句话说不到，大队干部就批评“你破坏”，“你造谣”，“你是右派”，“你落后”，“你右倾”。这些帽子都吓死人。还动不动就说，“要辩论你！”兴西公社南沙大队社员代表史增祥说：田里忙得要死，秧栽下去还没醒棵，草长过秧头不让我们去除草，却让我们去熏土。我对干部说，要先除草，后追肥。他说：“你不听党的话！”吓得我再不敢讲话了。有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绑人，扣饭，任意摧残社员。双圩公社曹杨大队代表说：我们那里的支书、队长狠得不得了，群众背后称他们为“活阎王”。安丰公社仇家大队社员仇正安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劳动，干部不让他吃饭。一天早上仇正安已经把粥打回去，又被干部倒下来。仇正安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队代表李洪德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 双圩公陆祖大队代表反映，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王某，大哥当副业主任，二哥做大队长，老婆做出纳会计，家属一共14个，个个都不下田。社员说：我们过去养地主，现在养干部。
扬州地区江都县黄思公社17名党委会成员亲手打过人的占53％，7名常委中有4人亲手打过人。副书记陆某向下面干部说：“不打人就是右倾”。从1959年下半年算起，动手打人、吊人的干部就有228人，占干部总数的47。5％，被吊打的群众1602人，打伤多人，打死12人。这个公社三联大队的14名干部就有13人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某一连打了73人，打死2人。孔北生产队共37户，被打的有32户。摧残社员的手段极为毒辣：穿鼻孔，跪田头，脱衣挨冻，火烫手心，针穿指甲，把人吊起来再在颈上挂重物，等等。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的五个大队干部打过社员近90人。在强迫65岁的女社员劳动时，又拖又拉，还用牛屎堵觜。18岁的女社员胡二保劳动不合干部的要求，被罚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头在田间挨冻4个小时。这个队干部常用扣饭的手段来处罚社员。有20多位社员被扣过饭。这个大队自公社化以来没有给社员分过钱。1960年夏收后分过一次，但社员所得极少。有人编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干部享有特权。社员的顺口溜：“社员苦做死做，没衣没裤；干部场上站站，有肉有饭。”干部还可以随意挪用公款，而社员有急用苦苦求干部，也拿不到钱，社员说：“书记要钱手一伸，会记拿钱不作声，社员要钱两腿奔。”
兴化县夏家大队自从办了高级社以后，连续三年没有给社员分配，，社员的农具折价一文未给，社员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员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员的家庭要搜就搜。在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把洋（脚）车、船、犁等大中小农具和社员自养的猪、禽实行了大集中。为了建居民点，大拆房，大砍树。共拆房了70间，庄子周围的270多棵树全部砍光，一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却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调到白山去种麦、到宦家去砌居民点，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结果粮食“大丰产没有大丰收”。平均亩产只有279斤，却向上报亩产1600斤。大队饲养的400多只鸭子，被干部吃掉了300多只。一年间，干部仅夜宵就吃掉大米500多斤。社员没有饭吃，有的干部是“一人当官，四户冒烟”（自己、姐姐、岳父、姘妇）。社员住房只拆不盖，住房从422间减少到229间，减少了42％。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走进庄去，只见残垣断壁，通天破屋，废般坏车，触目即是。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无床无被，无垫无盖。社员说：“到了夏家，从人的脸色就可以分出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干部没有面黄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干部家属。”从1959年腊月27日到2月28日，食堂72天没有开饭，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56人。1960年1－3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年，夏家大队人口从939人降到858人。在这期间，死了162人（1959－1960年间死了142人，生了81人（1959－1960年间生了21人）。
据1960年秋初步统计，吴县东桥公社有41％的干部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有1284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从1960年1月24日到8月5日，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起，其中已经查明被干部逼死人命的有6起。有些坏干部横行霸道，任意扣粮、扣钱、罚工、罚饿。公社党委委员兼一大队党委书记李某，1960年1月，在“消灭小自由”的口号下，抄家44户，夺去了77％的家庭锅子，处罚了51人，斗争了10人，有4人被逼自杀（其中二人获救）。五好社员查小妹被抄家时搜出了一点大米（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粮，留给小孩做粉吃的），让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难言，上吊自杀。她死后小孩无人照顾，不久也死去。公社党委副书记鲁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和第13三个大队里，打了40多人，罚饿101人，罚款1158元，罚粮200斤，罚工102次，抄家121户。他还指使小队干部没收社员的多种财物，铲掉20多处自留地，夺走28户的锅。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认为，“凡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们强迫社员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里去。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先后打过15人，停伙22人，逼死两人。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懒汉！”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这个小队12岁的小女孩林小絮子，体弱不能上工，队长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两粮，饿得不行就到田里偷萝卜吃，被打得头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亲周秀英也被队长打过22次，经常被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