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　，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　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