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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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