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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往事并不如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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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7岁。 

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四、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聂绀弩⑴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⑵”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 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⑶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⑷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 到底是谁? 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⑸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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