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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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的热情很高。到保定去宣传，到古北口慰问伤兵，我还是小队长呢？走到哪里都要讲演啊！讲起来可带劲喽！
“我觉得清华大学挺自由的，我对南开印象也是美好的，但更觉得清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一进清华，就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这里的教授是很厉害的，常和学生一起。我记得是驱逐吴南轩，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全校都沸腾了。我还为此接见过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礼堂，我演出过《娜拉》。”
清华园里，有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南开演戏，在清华写戏。从演戏到写戏是一次飞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剧作是在清华。清华的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那时他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渴望着自由，无疑，给他带来创作的自由心灵和自由意识，才使他的创作个性得以发挥和舒展。
他对我说：“我真正的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写戏没有别的路子，除了生活，就是要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各样的剧本。许许多多外国戏剧流派，我是到了清华之后才接触的。我记得，匈牙利的恰佩克写的《机器人》，讲这些机器人能代替人工作，还说这些机器人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思想，还能谈恋爱。但是后来他们却受到真人的压迫，这些机器人都造反了。你看，那时许许多多新的流派，新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其实，我写《雷雨》时，也不都是易卜生的路子。但是写戏要根据生活，每个大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啊！可是，视野开阔也是顶重要的啊！”
天气是那么闷热，但是，他仍坚持同我们一道去再访三座们大街１４号。他说：“我回到北京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在清华园里转了三个小时，真是不忍心再劳累他，但他的兴致仍然是那么浓烈。我懂得他，因为在三座门的这个小小院落里，凝结着他和巴金的友谊，对这位老朋友，他始终是深怀尊敬的。
这里的街道，早就变了样。仍然是他带着我们找到的。他先是进了一个院子，似曾相识，但看看又不大像；然后，又走进隔壁的一个小院，很快，他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三间房子’噢，原来门被堵住了。可能把房子卖给隔壁一家了，就划到刚才那个院里。”他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就是堂屋，我们来这里玩，就在这个堂屋里，两个耳房，巴金和靳以各住一间。”５０年前，就这三间矮矮的房间，吸引着一批年轻的作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水星》和《文学季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就是在这里，巴金把曹禺送上了文坛。
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特地跑到街上租了一台照像机，在那普通的三间瓦房前面，在漆着朱红色的大门口，曹禺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同我们合影。曹禺说：“一定要把它寄给老巴。他会高兴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６日，在南开中学师生的盛情邀请下，又去了他度过中学生活的母校，这使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整个学校都变了样。校园里一座座新起的教学楼，实验楼，昔日的平房、带着长廊的灰色楼房都不见了。只有瑞廷礼堂还保留着，但礼堂中的设备也全变得现代化了。
最使他感动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欢迎。当他看见这些生龙活虎的少年，簇拥着他，喊着他“曹爷爷”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好像他又回到他那青春的时代，耳朵响起上课的铃声，操场上的喧闹声。好像他又回到当年的瑞廷礼堂的舞台上，他正扮演着娜拉。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是一个翩翩少年！当校长把一枚南开纪念章挂在他的胸前的时候，他真是万分激动。在同学代表讲话后，他即席发表了讲话：首先，感谢我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学友，给我这样热诚的欢迎。
刚才这位同学叫我爷爷，我确实惶恐。是啊，我的确是个爷爷，我有孙子，但是从我的思想看，我不是个爷爷，还是很幼稚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我的愿望来说，我希望我是刚入学的那个样子。我很小，１３岁就进了南开中学，１５岁加入南开新剧团。所以我希望你们叫我一声同学，我就更高兴一点。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法子挽回的。我永远忘记不了南开中学，怎么这样讲呢？在我中学时代，它使我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且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很难，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能看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觉，在小的时候就打了基础，而不是到了大学，到了研究院才打基础，就是说在中小学就打基础。而我是在南开中学打的基础。那时是六年制，我先上的是初二，病了一年，也是读了六年，我毫不后悔。在病中，许多很好的同学、老师来看我，来教育我，帮助我。南开中学的生活十分丰富，不只是在课堂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课余活动。我学的是理科，我喜欢化学，那时很想在化学上学点东西。甚至我也很喜欢数学，那时高中已经有了近代的几何教学了。恰恰有几位好老师，张彭春先生，他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对我有很深很深的教育。每年都叫我演戏，他告诉我如何演戏，告诉我戏有如何的好处，告诉我从戏里你知道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人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又是极应该把他搞清楚的。无论是做学问，做甚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老师们就是这样教的，告诉你如何懂得人，如何做一个好人。
还有，张伯苓老校长经常讲两个字，一个字是“公”啊！当然他不是讲马列主义，但是他的意思，无非是叫我们为人民服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陶铸讲的“心底无私天自宽”！一个人没有私心，世界都变得更宽广了，人也勇敢了，有智慧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们批判了种种“左”的东西，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永远放在心里。老校长讲的第二个字是“能”啊！“能”就是能力、知识啊。如何得到知识，如何获得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能力，就能促进社会，就能使国家又富又强，使整个社会文明起来。在座的同学，责任是很重的，你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前面是宽广的道路，我希望大家都沿着这条大道前进！最后，我想起两首诗，曹操的一首诗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怎么讲？山越高越好，水越深越好。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是求学、做事、搞发明、搞研究，是越好越好！再有，就是还要看得远一点。唐朝的诗人有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南开中学是个非常好的学校，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学校。刚才这位小的女学友对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南开人”。南开人这三个字，我听了是很骄傲很自豪的。自豪倒不仅仅因为这里出了周总理，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的小学友都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英才。你们必然一个比一个更好地出现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我将因为你们使伟大的祖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感谢小学友的讲话，非常感谢校长给我的这样一个勋章。我是不配的。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母校给的，母校给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辞掉的。
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一颗赤诚的心。我７５岁了，我还要活下去！不是糊糊涂涂活下去，而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要做一些工作，要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谢谢！
我用这篇讲话，结束这部写得足够长了的传记，是因为他在这个戏剧的摇篮里，最初奠定了他毕生从事戏剧活动的基础。南开中学，是他把自己献身给中国新兴话剧事业的起点。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他谈到他是从这里，从演戏中开始探索“人”，探索人的最复杂又最宝贵的东西。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类，探索着人的灵魂。在他那些最杰出的剧作中，把人的灵魂，把中国人的灵魂铸造出来。蘩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这些或是屈辱的被损害的，或是被抑压的变态的，或是闪烁着圣洁美好的灵魂，仍然在激动着人们，仍然在启迪着人们去思索。我以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深刻的灵魂的戏剧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曾中断了这种探索；可又令人欣喜的是，在他７５周岁的时候，他又对孩子们发出这种呼喊；这里凝结着他毕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呼喊着别人，也是在召唤着自己。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篇传记，是他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面前，把他一颗赤诚的心，一种最真挚的期望，对祖国、对未来、对振兴中华的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难得的是，在一个７５岁老人身上，他的心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火热，那么充满着活力。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我感到一个生命的巨大价值；更感到一个顽强的生命，一个饱经沧桑、跋涉了漫长人生征途的生命，还要去创造，去奋斗的热能和活力。
生命呵！生命！人人都有的生命！有的如烟，如尘，如草芥，如粪土；有的如电，如火，如高山，如大海。人在创造着生命，生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创造。
不管将来的历史将怎样评价曹禺，我敢这样预测：谁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生命。
但是，我却说，却要这样真诚地说：请您把您的挚友巴金的话放在您的案头吧——“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１９８６年春节爆竹声中初稿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二稿
曹禺传后 记
后 记
记得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从我东郊的家里赶来，同着曹禺，就确定下来，约我来写《曹禺传》。他们是那么诚恳而热情，使得我万难推卸，任务就这样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来。到今天，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６日，我把最后一稿抄改完毕，转眼间，将近５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了。
虽然我完成了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５年间，三易其稿，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却是要把它重新写过。可是，又反问着自己，即使再写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进，但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脱胎换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于读者的，奉献给诸位的是自己不满意的一部书稿。
原先，我曾对这部传记充满着种种美妙的憧憬，有着种�
